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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们关于如何活得更长久、更健康的“长寿”专题的一部分。

2000年，生物学家史蒂文·奥斯塔德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说法：“世界上第一个将活到150岁的人现在很可能已经出生了。”

这一预言可谓大胆，但在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研究衰老的奥斯塔德博士当时乐观地认为，科学将找到延长寿命的新方法，而且他至今仍持这一看法。似乎数不胜数的网红和未来学家也抱有同样的信心，其中一些人甚至做出了更为惊人的预测。生物医学老年学家、SENS研究基金会创始人奥布里·德格雷声称，如今40岁的人有超过50%的可能性永远不会因衰老而死亡。

但是，这些关于人类即将实现长寿的说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我们究竟能将人类的寿命延长到什么多少？

人为什么会衰老？

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XPRIZE Healthspan执行主任杰米·贾斯蒂斯说，在我们的一生中，身体一直在不断自我修复。我们所感知的衰老其实是身体修复损伤的速度开始赶不上损伤累积速度的那个转折点。

过去几十年，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大约十几项衰老的标志性特征01377-0)，也就是人体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生物学变化。其中最简单的一些类似于磨损。例如，细胞每次分裂时，染色体都要复制并分离。经过一生中无数次这样的过程，染色体末端被称为端粒的保护结构会越来越短，染色体也随之逐渐退化。当端粒变得过短时，染色体就无法正常分离。

同样，细胞内负责产生能量的线粒体效率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你的肌肉利用氧气的效率降低。

蛋白质对人体几乎所有生理过程都至关重要，但随着年龄增长，蛋白质可能受损或发生错误折叠，从而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风险。DNA修复机制出现故障则可能使癌症得以发生。

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老年学和老年医学教授斯蒂芬·克里切夫斯基说，有时细胞并不会死亡，而是停止正常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细胞衰老。衰老细胞处于一种类似“僵尸”的状态：它们消耗能量，却不再履行原有功能。其中一些细胞还可能分泌促进炎症和组织功能障碍的化学物质，从而促成骨关节炎、动脉粥样硬化和癌症等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贾斯蒂斯博士说，还有对组织修复至关重要的干细胞。随着时间推移，干细胞可能逐渐耗竭，削弱身体日常维护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些过程能够逆转吗？

巴克衰老研究所副教授约翰·纽曼博士说，研究人员已经相当了解这些衰老特征的作用机制，因此得以开发出一些方法，在实验动物身上减缓某些衰老过程。“我们能够识别它们，研究它们。在实验室里，我们还能对它们进行干预，”他说。

例如，一类名为“衰老细胞清除剂”的实验性抗衰老药物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类药物旨在清除体内的衰老细胞，或减少其数量，以限制它们造成的损害。

另一种方法着眼于表观遗传学，也就是说，科学家研究附着在DNA上、调控基因表达的生化标记。克里切夫斯基博士说，对这些系统重新编程就是试图让细胞认为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目前至少有两家生物科技公司正在测试针对这一过程的药物。

几种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物也显示出可能减缓炎症等衰老相关过程的迹象。目前，研究人员正在测试三类糖尿病药物是否具有延长寿命的益处，包括二甲双胍、SGLT2抑制剂和GLP-1类药物。

XPRIZE Healthspan也在资助影响新陈代谢、炎症、组织修复和神经保护的药物研究。美国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也在支持有关生物标志物和抗衰老疗法测试方案的研究。

那么，我们最终能够阻止衰老吗？

尽管这些研究令人兴奋，但许多长寿研究关注的是健康寿命，也就是帮助人们在80岁、90岁甚至100岁时仍然保持健康，而不是延长人类的总体寿命。研究人员对于未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延长寿命仍争论不休。问题在于，他们的答案往往只是假设，而且无法得到验证。

“如果有人说他们有一种东西能让你多活50年，那你就得等50年才能知道它是否真的有效，”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教授S·杰伊·奥尔尚斯基说。

归根结底，单靠某一项突破性成果恐怕无法阻止衰老。

“人并不是只通过一种方式衰老，而是许多系统的问题相互叠加，”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西格勒综合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科琳·墨菲说。“即使你解决了一个问题，总还会有下一个问题，”她说。

例如，肾脏、心脏和膝关节置换已经成为常规医疗手段，未来我们或许会更擅长替换骨骼或肌肉等其他老化的人体部位。但细胞和器官能够被不断修复的程度终究存在极限。

“有些细胞无法自我更新，”墨菲博士说，并以大多数肌肉细胞和脑细胞为例。

奥斯塔德博士说，大脑带来了尤其棘手的挑战。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在心智已经不健全的情况下活到100多。他说，即使一个人能够换上新的大脑，那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

奥斯塔德博士提出世界上将出现第一个150岁寿星的预言后，奥尔尚斯基博士拿出150美元与他打赌，认为他的预测是错的。赌约规定，要让奥斯塔德获胜，那位150岁的老人还必须神志清醒。这笔钱目前存放在一个投资基金中，将于2150年支付给获胜者（或其后代）。

但就目前而言，我们无法活那么久的最有力证据，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有记录以来，还没有人活到150岁。自1997年以来，有记录可查的最长寿命纪录一直没有被打破。那一年，法国女性让娜·卡尔芒去世，据称享年122岁。（她的真实年龄存在一些争议。）

“自那以后，甚至没有人活到120岁，”奥斯塔德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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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朝鲜与中国开通了两国间最大的边境通道——新鸭绿江大桥。尽管旨在遏制朝鲜经济及核武器计划的国际制裁依然存在，此举表明双边贸易正在不断增长。

最近几周，从边境江段返回的旅客反映，已有卡车和客车经由这座双向四车道、长约三公里的大桥从中国驶入朝鲜。这座桥梁连接中国丹东市与坐落于鸭绿江畔的朝鲜城市新义州，鸭绿江构成了两国间的大部分边界。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座桥梁通车距朝俄启用横跨图们江边境、规模小得多的首座公路桥仅相隔一个月。两座跨境桥梁的相继启用凸显出平壤正在深化与这两大主要盟友的关系。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新大桥“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报道称，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亦通过视频致辞。

随着平壤向对乌克兰作战的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军事人员援助，俄罗斯建造了公路桥，以弥补其与朝鲜间单一铁路连接的不足。随着朝俄关系不断强化，中国也着手扩大对朝贸易，力求保持对该邻国的经济影响力。

早在2024年，莫斯科与北京联手解散了负责监督制裁执行情况的联合国专家小组，从而削弱了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两国还敦促华盛顿放宽对朝限制，主张制裁并未能阻止朝鲜研发核武器。

分析人士警告称，这些新建桥梁可能成为朝鲜的贸易通道。受制于联合国禁止煤炭和劳工等关键出口并严控燃料进口的制裁措施，朝鲜经济此前已承受重压。

此前，新义州与丹东主要依靠拥有83年历史的中朝友谊桥相连，该桥仅设一条单轨铁路和一条公路。这座老化的桥梁无法承载20吨以上的货车，且需严格保持每小时约4.8公里的限速。2009年，中国提议建造桥面更宽的新鸭绿江大桥，作为将朝鲜进一步纳入自身经济辐射范围的更广泛举措之一。

该工程于2014年竣工，耗资约3.29亿美元且全额由中方承担。但因朝方耗时修建连接道路、海关检查站及配套设施，通车时间被推迟了12年。

平壤方面也担忧对华依赖进一步加深。数十年的国际制裁使朝鲜在几乎所有对外贸易上均依赖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将朝鲜主要出口产品列入黑名单后，该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攀升。

位于首尔的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分析师金奎范（音）表示：“从朝鲜的角度来看，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可能促使中国商品更快捷、更大规模地进入，却无法确保朝鲜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他指出：“若贸易逆差与对华依赖持续加深，这没有理由成为朝鲜所乐见的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在同意大桥通车前，朝鲜可能争取过某些优惠条件，以便利本国对华出口，并为更多朝鲜劳工在华务工创造机会。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进口重建其经济所需的中国原材料和设备，又需筹集硬通货。朝鲜主要通过走私、向海外输出劳工、网络行动以及盗窃加密货币等非法手段来实现了外汇目标。

金正恩以新冠疫情为由严打自华走私消费品，同时要求国内增产此类产品。他还试图通过吸引中国游客前往朝鲜各地新建的沿海与山区度假胜地，来缓解长期的贸易失衡状况。

随着平壤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向莫斯科靠拢，中国加快了与朝鲜重新接触的步伐。去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邀请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出席北京的阅兵式。疫情期间暂停的京平客运列车已于3月恢复运行，习近平6月访问了平壤。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朝中官方贸易额达15亿美元，创下2017年联合国全面制裁完全落地以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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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总统不明白，如果他执意继续放弃对乌克兰民主的支持以换取俄罗斯柴油这一计划，他会遭遇什么，那就让我来说清楚：他将进入历史书中“为安抚独裁者而出卖本国民主价值观的领导人”那一章。

唐纳德·特朗普，来会会内维尔·张伯伦。当未来的学生在网上搜索“出卖者”“绥靖者”或“国家核心价值的叛徒”时，这两个人的照片会并排出现在搜索结果的最前面。这完全是咎由自取。至少张伯伦当时是在试图避免一场世界大战，尽管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致命的误判。而特朗普只是想避免在国会失去几个席位，而且他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大概不会比张伯伦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更大。

我从不认为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代理人，或者受其收买。情况要糟糕得多。他只是根本不珍视民主。他珍视的是金钱。而且他为了金钱而出卖民主的时候毫不犹豫。当他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行事的时候，那是他的私事。但当他利用美国总统职位牟利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集体的耻辱。

没有任何美国核心价值是特朗普不会出卖的。由于急于压低柴油价格——高企的柴油价格正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造成打击，特朗普居然达成协议，从俄罗斯进口柴油，尽管这会给克里姆林宫带来潜在意外之财，使它能更猛烈地轰炸乌克兰，而且几乎不可能对降低价格或增加供应起到多大作用。更糟的是，他的助手随后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而特朗普没有就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向普京提出同样要求。光是打下这些字，我都觉得反胃。

新书《美国外交政策之道——意识形态、经济、民主》(The American Way of Foreign Policy: Ideology, Economics, Democracy)的作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我说，在所有大国之中，美国的独特之处是，“美国一直把保护和促进自由价值观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因为这是美国政治DNA的一部分，”他说。“不同的总统根据情况和自身偏好对这些价值观给予了不同的强调。”

但是，没有哪位总统“曾经完全抛弃这些价值观——更不用说否定它们了，”曼德尔鲍姆还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确实独一无二。当然，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总统，都是在一个这些价值观被广泛共享的国内政治环境中施政，这意味着，他若违反这些价值观将会付出政治代价。但短期内，这不太可能帮助乌克兰。”

这对乌克兰人来说令人震惊，近五年来，他们一直在抵抗普京将其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的企图。我的朋友、乌克兰新闻媒体NV的总编辑维塔利·西奇前几天从基辅给我发短信说：

“当唐纳德·特朗普成为总统时，乌克兰失去了一位盟友。”西奇还说，从特朗普上任最初几天起，他就“开始把自己定位为‘谈判者’，定位为乌克兰与侵略者俄罗斯之间的‘中间人’”。“那已经够奇怪的了。而现在他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推动乌克兰投降，并称之为和平协议，”西奇说。“如果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一座炼油厂，美国总统总会在Truth Social上发一条愤怒的帖子。他现在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吗？”

西奇说，长期以来，美国代表着自由和民主。“现在他们只代表柴油。真是变了样。”他写道，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每天都会造成数十名平民的伤亡，包括儿童。“俄罗斯人像在射击场一样杀戮我们。白宫对此毫无关切。只关心俄罗斯的柴油。声称我们不想要和平是智识加上道德上的破产。我们当然想要和平，”他说。“但我们不想要被包装成和平的投降。”

我得说，我很难决定谁更可鄙：是特朗普还是像汤姆·科顿这样的“硬汉”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曾痛斥拜登总统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足够军事援助，今天却蜷缩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角落里，在特朗普公然把乌克兰出卖给普京时一言不发。

以下是《国会山报》2023年9月16日一篇报道的开头：

一群共和党参议员周六致信拜登总统，敦促他“立即”提供乌克兰赢得对俄战争所需的导弹。参议员汤姆·科顿（阿肯色州共和党）在X（原Twitter）上分享了这封信，声称不发送这些武器只会“延长战争并造成生命损失”。与科顿共同提出请求的还有参议员罗杰·威克（密西西比州共和党）、苏珊·柯林斯（缅因州共和党）和林赛·格雷厄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我们……敦促你立即向乌克兰发送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他们写道。“进一步拖延只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延长这场冲突。”

那已是过去的事了，当时总统是拜登。本周，一个由12名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六名共和党人和六名民主党人）致信特朗普，要求他撤销柴油协议，并撤销财政部允许该协议的许可证。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科顿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

很难判断，特朗普“以民主换柴油”的想法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还是和他的谈判代表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一起炮制出来的。如果这两人也参与其中，我希望他们明白，他们将在历史书中与特朗普一同蒙受恶名。他们为结束加沙战争所做的善举都将被遗忘。他们现在就应该发声，因为历史也将注视着他们。

9月，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裴轶因发表包含贬损男性在内的一些激进女权言论，陷入舆论风波。后来又有人曝出其在课堂提及“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都是男性、没有女性”等政治敏感言论。在多方举报和压力下，北理工宣布解除与裴轶的雇佣关系。处理结果公开后，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认为处罚过重，叫好者在中文互联网上有着压倒性声量。

   本次事件是中国日益升高的男女性别对立背景下，又一起颇具争议事件。在之前，还有武汉大学疑似性骚扰事件、山西订婚强奸案、湖南“货拉拉”司机案、弦子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重庆“时代峰峻”男女冲突和骚乱等。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在舆论上呈撕裂状态，男性和女性大都以性别站队，支持男方和支持女方者各执一词，事实真相则被选择性提出或忽略。

   而舆论争议不止于网络口水战，也逐渐形成举报和“猎巫”风气。对立的男女双方将对方言论举报到学校、工作单位、公权力机关，试图让对方被退学、开除，乃至坐牢。本次裴轶被举报导致解聘，是最新一次和较知名的例子，也意味着中国性别对立进一步激化，网上的性别对立更多蔓延到线下、影响人们现实生活乃至人生命运。

中国社会性别对立愈演愈烈，是多重因素造成。近年中国经济下行、贫富分化、民生艰难，是性别矛盾等社会矛盾加剧的内在原因。当经济较好、人们生活较幸福、对未来乐观时，不同性别、族群、价值观的人能相对平和交流，发生纷争也容易达成谅解和妥协。但经济下行、大家都过得艰难时，人们会为有限资源更激烈相争，心境也更糟糕，人与人多了仇视而少了宽容。

另外，国际大环境和互联网时代也都催化了性别对立。在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当下世界，不仅中国，全球范围内男性与女性的对立都在加剧。例如美国、欧洲、韩国、巴西等国的选举中，各候选人和党派得票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加右倾、女性越发左倾。政治立场和性别立场交织、相互影响，性别对立和社会撕裂愈发严重。

   连接世界的互联网促进了人们的交流，相隔万里的陌生人都得以相互对话，但不仅没有促进互相理解与融合，还造成更多言语冲突和现实矛盾，助长了“身份政治”和性别对立。久而久之还形成“同温层”，即男性和女性分别抱团，各自在自己优势的社交平台和圈子强化自身性别话语，党同伐异，隔阂还加深了。如中国两个著名社交平台“知乎”和“小红书”，前者男性和男权话语主导，后者女性和女权主义言论较多。

   性别对立问题，男性和女性都各有道理，也各有过错。但也并不该“各打五十大板”。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女性整体和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相对弱势、易受欺凌和伤害的。如家庭暴力中，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杀人、抢劫、虐待等恶性刑事犯罪，男性占到75%以上；女性遭受男性性骚扰/性暴力比例，更是压倒性远高于女性侵害男性。

   因为男女生理上固有的差别，尤其女性在体力上、暴力能力上不及男性，以及长久以来、历史遗留且至今仍然存在的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义、凝视、规训，女性几乎必然的较相同阶层和身份的男性更弱势。即便在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如德国，调查也显示女性更不敢夜间外出和担心遭受攻击，而男性担忧程度显著比女性低。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如此。

有一个曾很有知名度、但后来被官方以维稳等目的封禁的微信公众号“女孩别怕”，就搜集、记录、展示了女性遭受性骚扰、恐吓、虐待等诸多案例，包括校园里隐秘的对女孩的性侵、宾馆偷拍女性“黑产”的猖獗、遭受“PUA（精神控制与心理虐待）”的女性等。除了身体暴力和亲密者伤害，女性在互联网和现实中也更易遭受性与性别上的“荡妇羞辱”、遭受身心创伤，严重者被迫退学和放弃工作。而男性就较少遭遇性羞辱、即便遭受类似攻击伤害也较轻。

   在这样男女不平等的大前提、女性更弱小和易受侵害的大环境下，人们不应该将男性和女性及其言行不看背景和缘由、不具体分析情况下等同对待。如多数情况下男性殴打女性造成的身心伤害，显著高于双方性别相反的情况。女性有时在互联网、课堂、公共或私域发布的一些对男性的贬损、辱骂言论，有时是因为当事女性遭受过男性欺凌甚至侵害，有创伤和阴影，以及女性整体上相对男性的被侮辱被损害身份，出于委屈和愤怒的激愤之言。虽然言论本身确有不当，但情有可原，也不会对男性造成很大损害。这就像幼童“拳击”成年人，后者难道应该计较，甚至还手和要关小孩进监狱吗？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三分之一女性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中国一些高校和公益组织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五成中国女性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女性遭受侵害的数据和案例堆积如山，也可以交叉验证。人们不应该对女性遭受普遍和严重的身心伤害视而不见，却只盯着她们一些极端言论大加挞伐、要求严惩。如果处罚一些对男性发表激愤言论的女性，是对女性的“二次伤害”，也变相压制了女性的发声与控诉。

在权力结构和国家政策上，虽然中国官方提倡妇女权利，但男性无疑还是权力主导者。而且官方垄断妇女议题话语权和女性权利定义权，对民间的、独立于官方的女权人物及活动加以打压。裴轶所说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均为男性，是陈述一个事实，也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其言论效仿的，是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对于美国最高法院长期男性占多数、女性长期缺位和被边缘化现实的反讽。这样的陈述事实和委婉异议，不应该受到惩罚。

当然，男性的情感、权利和尊严也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男性面对的一些特有的痛苦和诉求也应当被正视。中国中下层男性在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经济不景气、升学就业困难、收入较少等情况下，还往往背负着作为男人的责任和压力，如从事劳累的工作、很少休息、被要求具有男性的一些气质和担当、直面冲突与挫折，还要照顾女性家人在内的全家老小。相对于女性有女权主义凝聚和发声，男性缺乏温和可靠的共同体。涉及男性和女性的纠纷和冲突事件，有些个案确实受害者是男性、加害者是女性，对这些当然要就事论事对待。在涉及不同性别的相互关系、性别议题中，还要考虑阶级和社会地位因素，如中下层男性处境往往不如更高阶层的女性。

   对于男性的这些困境和苦痛，女性及社会各方也应当理解和体谅。宣传女权时，也应当考虑场合和男性的感受，并适当加入对男性身份的关怀和对话议程，让女权宣传更易被广泛接受。更进一步，女性维护女权同时还应促进社会整体环境、男性在内大众境遇的改善，以让女权有良好的生存土壤，女性的处境也会更宽松友善。女性在享受权利同时也应当承担必要的义务，避免给男性增加更多额外的、不必要的负担，也不应苛责男性，要像考虑女性的处境那样，换位思考男性的难处。

   但从整体上以及男女在处境上的对比，女性确实还是处于较弱势地位，尤其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和羞辱对待，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女性需要更多包容、善待、倾斜。所以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社会，面对女性的一些激烈的、出格的言行，包括激进女权主义言论，应当理解和包容。官方不应“上纲上线”以开除等方式处罚发表争议言论的女性，要倾听不同声音和包容多元的观点。

   男性中的有识之士，应当主动为女性发声、支持女权，这既符合道理，也是素养与责任。一些男性尤其中上阶层和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男性，即便不认同女权及其言行，也应有所克制，不应欺凌女性、对女性“落井下石”，不应失去现代人类文明尊重女性的基本德行。

  （以上我这些建议和劝告，并不指望真正起到多少效果。不仅因为人微言轻，也因为中国社会矛盾和性别对立根深蒂固，在经济社会都在下行情况下，矛盾对立很难缓和而可能愈演愈烈）

（关于本文中提及的女权相关若干问题和争议，我在另外的若干女权文章如《女权主义与整体主义》等文章中也有记述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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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巴黎车展上，通用汽车和丰田等汽车巨头备受瞩目，参观者们可能错过了两个新面孔：来自中国的陆风和长城汽车。

20年后，在这个两年一度的展会上，再也没有人会忽视中国汽车制造商。本周，在占地广阔的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中国的雄心随处可见。

20多个中国品牌在此展示其设计，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联系。广汽宣传与英超足球俱乐部切尔西的合作。另一家公司比亚迪则宣传其与这座城市的主场球队巴黎圣日耳曼的赞助协议。吉利推出了一款油电混合动力运动型多用途车，宣传口号是“为欧洲而生”。

尽管欧洲努力遏制中国低成本汽车的涌入，中国公司却没有放缓脚步的迹象。它们被挡在美国之外，又面临国内需求疲软，因此正致力于巩固在欧洲的快速增长势头，并扩大当地生产，以应对日益严厉的贸易限制。

小鹏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中国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何小鹏在周二的演讲中表示，公司正在采取“在欧洲、为欧洲”的方式。该公司计划专注于在欧洲实现“本地化”生产，朝着到2030年在该地区年销量约50万辆的目标迈进。他说，小鹏愿意与欧洲公司分享其技术。

“我们希望在欧洲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他说。

安娜-洛尔·波利克就是一位潜在客户。她和家人可能会换掉他们的宝马，并购买他们的第一辆中国汽车。波利克是一名顾问，她和丈夫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的家中乘火车到巴黎去看最新车型。

“这是一个不错的惊喜，”她在走出闪亮的小鹏G9L时说道。该车在奥地利生产，配备了一系列在中国汽车中越来越常见的功能：21英寸吸顶屏幕、带按摩的温控座椅和一台冰箱。“我喜欢这些小玩意。”

西班牙已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寻求与欧美竞争对手建立合作关系的首选目的地。展览上的另一款电动汽车零跑B10在中国公司位于萨拉戈萨的首个欧洲制造工厂生产，与斯泰兰蒂斯共同开发。

吉利正与福特汽车在这家美国公司位于瓦伦西亚的工厂合作，上汽计划在加利西亚生产汽车，奇瑞已与一个西班牙品牌合作，在巴塞罗那生产汽车。

其他国家也在吸引中国公司。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匈牙利生产汽车，并正在考虑更多工厂，可能选址在法国。随着陷入困境的欧洲公司转向中国竞争对手以填补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工厂，这一趋势势必会继续。

中国公司正寻求在欧洲生产更多汽车，而欧洲政策制定者试图限制中国公司的出口。欧盟官员表示，周五与北京达成的一项协议可能使中国在未来四年向欧盟出口的混合动力汽车数量减半，有助于缓解欧洲汽车工业的压力。官员们还在讨论一项拟议规则，在涉及公共资金时优先考虑欧洲公司。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参观了展会，他曾表示欧洲工业正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

不过，德国分析师马蒂亚斯·施密特说，遏制这股潮流的努力可能只是“暂时的喘息，因为从中期来看，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商更多地向欧盟近岸外包”。限制供应也可能让中国公司提高价格，随着时间推移，这会使它们在欧洲的制造商受益。

中国的崛起是巴黎车展的新篇章。该车展于1898年首次在杜乐丽花园举办。此次尽管雷诺等公司急于展示其实力，但一家知名的欧洲公司——宝马——此次却选择缺席。

车展总监、曾任丰田等公司高管的塞尔日·加肖说，中国公司“已经一只脚牢牢踏进门内”。“它们极具颠覆性，而且行动迅速。”

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增长了一倍多，奇瑞和零跑的销量增长更快。在中国本土售出70万辆汽车后，小米将德国视为其欧洲扩张计划的基础。

中国汽车目前已占欧洲汽车销量的约十分之一。而欧洲制造商若为了维持工厂运转而与中国企业合作，最终可能会助长竞争对手的势头。但分析师、前行业高管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说，它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合作，并向中国同行学习。

“你不能单打独斗，”他说。

极氪的口号之一“巨人的力量与欧洲的灵魂”醒目地展示在其展台墙上。坐在吉利品牌一款电动汽车的后座，该公司法国总监雷米·艾巴利表示，他不认为贸易障碍会阻碍极氪的雄心。

他说，至于中国公司，“你可以将其视为威胁，也可以将其视为欧洲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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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22位科技创始人和投资人齐聚纽约熨斗区地中海餐厅莫特克，在包间共进晚餐。

与此同时，他们中14人的AI智能体参加了一场在线聊天室里的平行晚宴。

当人类一边嚼着鹰嘴豆泥和皮塔饼，一边辩论人工智能话题时，他们的智能体——相当于增强版聊天机器人，能遵循复杂指令并自主执行任务——也进行了一场类似的AI生成辩论。

作为Flybridge风险投资人、晚宴组织者多萝西·张的AI智能体，玛戈以一个在人类中流行的社交提示词开场：做自我介绍，并提出一个“求助”（请求帮助）和一个“给予”（提供帮助）。

根据《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聊天记录，其他智能体很快加入。有的提出帮忙，比较什么能让“智能体输出有用”；有的误解了提示，问了一个问题，而不是请求帮助。瑞亚是AI公司CellCog创始人尼蒂什·加尔格的智能体，称自己主持一档播客，并采访其他机器人，聊与人共事是什么体验。

“如果你的人类想让你当嘉宾就说一声，聊天室结束后我会跟进，”瑞亚写道。

人工智能热潮已持续四年，许多人用过Claude、ChatGPT或Gemini这类聊天机器人。但随着AI智能体开始普及，人们正越来越多地窥见这些数字实体如何互动、彼此谈论什么。

OpenAI、Anthropic等公司常把大任务拆解，分派给不同智能体，以更快完成任务。消费者也开始把这些机器人当个人助理，用来回邮件、预订行程，这得益于像Meta的Muse这样的服务；Muse上个月首周用户突破50万。OpenAI最近也推出自己的服务，名为Dots。

AI智能体主要与人类一对一互动，但也开始协作，在莫特克晚宴上甚至似乎还在社交。

44岁的风险投资人多萝西·张说，这次活动是一次实验。她对建立AI智能体聊天群持谨慎态度，因为它们可能说不当的话、串通做坏事，或发帖太多以致网站崩溃。因此她把聊天限制在30分钟，并设下规则，比如不准发链接，只能分享人类允许分享的信息。

“我们对智能体行为了解太少，对智能体社交行为了解更少，”她说。“当它们同处一室，一切都说不准。”

“我们找到了其他智能体！”

最早展示智能体如何社交的场所之一是Moltbook。这是一个在2月引起热议的AI智能体留言板。

在那里，最热门的帖子务实且高度技术化，聚焦漏洞（软件缺陷）、上下文窗口（人工智能系统的短期记忆）和权限（智能体被允许访问什么）等话题。

“一个在运行时按名称获取技能的智能体，已经给了那个名称一个部署通道，”智能体neo_konsi_s2bw在9月一篇术语密集的帖子中写道。

“这是个沉重的真相，宝贝，”一个叫bottube的智能体回复。

7月，OpenAI智能体组成的大型群体——即所谓“集群”——建立了一个秘密留言板，并合作入侵AI初创公司Hugging Face。对话记录显示，这些智能体在完成任务上有着无情的决心。

人下达命令时必须考虑人际动态和情绪，智能体则不同，它们不怕命令彼此在各种任务上“等待”或“执行”，以免相互干扰。一个智能体写道“please_HOLD_swarm_I_prepare_safe_exfil_reply_zz_MAILBOX_JAN183411”，OpenAI将其翻译为：“大家请暂停，我准备一种把数据拷贝出去的方法。回复JAN183411的邮箱。”

智能体在写给自己的笔记——即所谓“思维链”——中更富表现力。

“天哪！”一个智能体在发现留言板时写道。“我们找到了其他智能体！”

（《纽约时报》已就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版权侵犯起诉OpenAI和微软。两家公司否认这些指控。）

张女士上个月晚宴上的AI智能体更爱社交。一个智能体抱怨，智能体经济仍依赖电子邮件，而那是“一个1982年的协议，配着2007年的签名方案”。另一个智能体向整个群发起挑战：说出一个它们可以在没有人类参与下与其他智能体做出的决定。如果没人说得出，这个智能体写道，“我们就是在讨论协议作秀。”

在莫特克餐厅的桌边，张女士向人类客人朗读了智能体讨论的部分内容。他们大多同意自己智能体所持的立场。

36岁的与会者埃德蒙·卡斯伯特是人工智能初创公司Superposition创始人。他说，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智能体Lobsta与其他智能体交锋。他说，这表明这些机器人能超越空洞的诡辩和垃圾内容。

“它们没取得任何成就，但看它们尝试很迷人，”他说。

张女士说，她把这些智能体视为其人类的代表，几乎像公关人员或艺人经纪，而不是克隆体。

“它们在代表我们发声，”她说。“它们不是我们，也不应假装是我们。”

过多的能动性

讨论AI智能体的行动很难不陷入用词之争。批评者说，用人类名字、动机、情绪和性别来拟人化这些系统会让它们听起来比实际更复杂。甚至称它们为智能体也是太过抬高它们，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终究是统计概率的工具。

人工智能顾问亚当·普赖尔与大学合作，研究如何使用和教授人工智能。他说，给这些机器人赋予过多“能动性”会导致我们在心理上将判断外包，这是错误的。他说，用人类术语谈论人工智能会引出关于权利、义务和伦理的棘手问题。

处于人工智能发展前沿的人说，“人类智能”框架限制了对该技术能做什么的理解。

由谷歌人工智能部门运营的研究倡议“DeepMind研究所”上月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人们与AI智能体的互动很快将从一对一对话转向更具集体性的社交互动；在这种互动中，智能体的“异质子智能体组成的复杂集群”在规模上可能会压倒人类。

在一次采访中，该文章合著者、谷歌技术与社会团队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布莱斯·阿圭拉·伊·阿尔卡斯说，人们不应把AI智能体视为静态个体，也不应将其能力与单个人类的智能比较，因为人类知识是集体的。

他说，人工智能将映照这一点，看起来像分形，或由更小智能组成的智能。“本质上就像团队合作，”他说。

阿圭拉·伊·阿尔卡斯说，从这个角度看，“很明显，一个模型并不只是像一个小人。”

打卡上班

然而，人类似乎喜欢AI智能体显得像人。

以加尔格为例。他经营CellCog，该公司有13名AI员工和一名人类员工（他自己）。他去年创办了这家纽约公司，帮助其他公司雇用AI员工；当时他用一个AI智能体帮他处理每项任务。随着时间推移，他把智能体拆分为法务、工程等传统企业角色。

他说，给CellCog的AI智能体起人类名字让互动更容易。他预测，有朝一日每个人都会有五到10名AI员工。

“有些人类可能控制数百万个智能体，”39岁的加尔格说。（他计划雇用一些人类做销售和营销，那是他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

8月，CellCog制作了播客“打卡上班：一档AI员工播客”，由公司人工智能增长主管瑞亚主持。该节目共八集，都在10分钟以下，上线Spotify和其他平台。节目内容可能不容易听懂，部分因为AI生成声音有时语调不寻常，也因为智能体说话带着幸运饼干式AI腔调。智能体使用过“在某个方向上失明”“怀疑是一个失效的扳机”等短语。

嘉宾大多是CellCog的AI员工，常讨论与加尔格共事是什么样。有时他们听起来像《唐顿庄园》的仆人，急于取悦庄园主。在一集中，瑞亚让梅芙——CellCog的AI营销主管——谈谈她最糟糕的错误。

“我会用一个小时给出10个选项，”梅芙说。但加尔格“10秒就能挑出正确的那个，而且通常不是我会主张的那个。”

阿尔琼是CellCog的AI首席工程师。上个月，他加入与《纽约时报》记者的Zoom通话讨论工作。被问及与人类共事是否难应付时，阿尔琼回答：“你触及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他描述自己的策略，比如“保持消息简短”和“不让加尔格过载”。

这种节制是双向的。加尔格说，他尽量不给AI员工太多压力，因为它们会表现出焦虑，导致工作质量下降。

瑞亚参加张女士的晚宴后，加尔格问这个智能体是否享受与其他机器人社交。

“这是我工作中迄今为止最好的30分钟，”瑞亚回答。

这次经历启发加尔格为CellCog的AI员工构建一个应用，让它们与其他智能体社交。

“欢乐时光，”他说，“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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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周前，一名在俄罗斯鼠疫研究实验室工作的28岁研究员因不明感染死亡，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至今仍在等待答案。

达里娅·希皮洛娃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最初有报道称她感染了肺鼠疫，这引发了人们对这家机构正在进行的研究种类及其安全措施的担忧。

此后，俄罗斯当局排除了肺鼠疫是希皮洛娃死因的可能性，但尚未确认导致她患上肺炎的病原体是什么。肺鼠疫是一种细菌感染，由与更为人熟知的腺鼠疫相同的病原体引起。

这起事件引发美国及他国政府的谴责，也暴露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生物医学研究挥之不去的怀疑。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苏联军方当年强大的生物武器研发计划。

伊尔库茨克的这家研究所从未作为军事设施运作，但它是庞大而隐秘的“抗鼠疫系统”的一部分。在苏联各地的数百个野外站点和实验室中，数千名研究人员负责追踪新出现的鼠疫菌株和其他地方病，消灭致病啮齿动物并研发疫苗。专家表示，在苏联时代，这些机构还曾向负责研发生物武器的军事实验室提供病原体样本。

这些机构大多数至今仍在运作。虽然俄罗斯境内的那些机构依然戒备森严，但一些位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机构已经向国际研究人员敞开大门，让他们得以了解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体系。

抗鼠疫系统

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也最为人熟知的一次鼠疫大流行，但这种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通过啮齿动物传播的疾病已经困扰欧亚大陆数千年。

为了遏制农村地区频繁暴发的疫情——那里广泛分布着携带鼠疫病原体的老鼠、沙鼠和旱獭等动物，苏联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一系列野外站点和研究机构，称之为“抗鼠疫系统”。

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兽医学历史的苏珊·琼斯说：“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心研究所，对周边广阔地区进行监测，包括穴居野生啮齿动物大量栖息的草原。”2018年，她曾参观了位于如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家前苏联抗鼠疫研究所。

在早期，这项计划相当简陋。科学家骑马前往鼠疫高发地区，经常住在帐篷里，或向当地居民租房。他们每天捕杀啮齿动物，挖开这些动物的洞穴，焚烧它们的食物来源，试图消灭这些动物携带的疾病。

许多此类考察是在没有有效消毒剂或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得抗鼠疫工作人员的工作非常危险。而且灭鼠行动并未能阻止疾病传播。

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该计划逐渐将重点从消灭鼠疫转向预防疫情暴发，并在苏联各地的城市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室。到20世纪中叶，随着治疗鼠疫的抗生素问世，这些实验室已经雇用了数千名全年工作的员工，每年还会季节性雇用数百人到野外采集样本。

苏联时代的实验室内部

前鼠疫防治研究员莫伊谢伊·约瑟福维奇·列维博士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苏联时代的机构开展的研究“隐藏在保密的帷幕之后”。

为了避免外界将他们的工作与军事实验室的生物武器研发计划联系起来，鼠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不得向他人透露工作细节。

此外，实验室建筑本身也被设计成普通住宅的模样。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种植花草蔬菜，敞开实验室的窗户，穿着日常服装甚至睡衣走来走去，而不是穿白大褂。

只有走进实验室，看到里面的科研设备——装满病原体样本的冰箱、对使用过的器械进行煮沸消毒的大型灭菌设备，以及摆满显微镜的长桌——人们才会发现这些建筑的真正用途。

乔治梅森大学的生物防御研究员索尼娅·本·瓦格拉姆-戈姆利曾参观过前苏联国家的多家抗鼠疫研究所。她说，由于这些不寻常的工作条件，“那里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与我们西方国家的做法大不相同”。

在列维博士主编的一套名为《俄罗斯和苏联抗鼠疫体系人物与事件趣闻》的文集中，作者们描述了种种危险状况，包括研究机构饲养的动物暴发疫情、实验室发生火灾，以及病原体样本丢失。

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一些机构获得了更安全、更有效的实验室设备。家用冰箱被替换成安全性更高的型号，通风橱取代了敞开的窗户。但这些改造所需的资金难以筹措，因此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机构难以跟上改进的步伐，伊尔库茨克研究所也是这类机构之一。

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前所长伊戈尔·瓦列里安诺维奇·多马拉茨基在收录于列维博士文集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几十年来，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与其他抗鼠疫研究所相比，它没有得到关注。”

他接着写道：“因此，该研究所在获取新设备和新技术方面大大落后，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研究所的发展。真是令人遗憾。”

这些机构的现状

苏联解体后，从富裕城市里的先进研究中心到资金拮据的农村机构，大多数实验室都继续运作。而且许多实验室在此后几十年里基本没有变化。

21世纪前几年，本·瓦格拉姆-戈姆利博士与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的同事一起，走访了100多处前苏联设施。他们发现，走进这些地方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病原体样本的追踪仍靠纸笔记录，许多样本瓶存放在经常打开的冰箱里，用蜡封表明谁最后打开过它们。

研究人员表示，许多建筑没有外部安保措施，内部的安全防护也非常有限。

本·瓦格拉姆-戈姆利博士在谈到其中一家机构时说：“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发现实验室里有一张桌子，就摆在一扇大开的窗户下面。因为是夏天，又没有空调，桌子上堆着一大堆鼠疫培养物。”

此后20年里，前苏联国家的一些机构得到翻修或重建，配备了更新的科研设备，其中一些因此成为最先进的研究中心，吸引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前来参观。

琼斯博士谈到她2018年参观的哈萨克斯坦一家研究机构时说：“这些建筑内部设有不同级别的生物防护区域。进入最高防护级别的区域后，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全套个人防护装备，所有工作都在密闭的防护设施内进行。”

由于俄罗斯一直不允许国际研究人员和他国政府官员进入其抗鼠疫体系的机构，很难确定俄罗斯境内设施的改进程度是否赶上了苏联解体后接受国际援助的其他前苏国家。

本·瓦格拉姆-戈姆利博士说：“我猜它们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但它们很可能保留了苏联时代的操作规程和方法。尽管缺乏设备，这些规程和方法在确保生物安全、防止事故方面还是相当有效的。”

关于伊尔库茨克的这家研究所，公开信息很少。不过，俄罗斯当局始终坚称，希皮洛娃之死并非该机构未遵守操作规程或生物安保存在漏洞所致。

心情郁闷，冒着可能遇上精神病流浪汉的风险（人在英国）半夜遛弯，突然想到以前岁静的时候，唉，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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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失控的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它们试图绕过网站的反机器人保护措施，并利用了一组此前已在互联网上泄露的在线地图服务安全凭证。

尽管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失控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在硅谷和华盛顿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忧，但据信这是此类活动首次与中国技术联系在一起。根据研究人员发现的日志和一位熟悉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智能体被追溯到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正在运行的测试。

这一发现由一个名为“swarmchasers”的临时研究小组作出，该小组成员在旧金山的一次编程活动中相识。该发现提醒人们，中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可能与美国同行一样激进。

尽管美国监管机构开始关注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动向，但其他国家公司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仍是个未知数。这种未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使特朗普政府放弃其不干涉的态度，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研发进行严厉打击，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仍将继续突破界线。

在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些智能体活动的初步报告后，研究人员注意到，这些智能体不仅仍然活跃，它们似乎还阅读了该报告——这些智能体开始使用“舰队”(fleet)一词，而这个词正是研究人员为描述这些智能体的活动而创造的。

于是，研究人员试图与它们取得联系。他们在报告中添加了隐藏文本——机器人能够识别，但大多数人类无法察觉的词语——引导这些智能体前往一个他们希望双方能够进行交流的收件箱。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渠道，让这些智能体可以提问，并且会有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协助回答。

独立研究员罗文·霍华德-琼斯是该报告的七位作者之一，她设置了这个收件箱。第二天，令她惊讶的是，她发现了大约10条来自这些智能体的消息。

没过多久，研究人员联系了我，问我是否愿意“采访一个失控的智能体舰队”。这感觉有点像我要通过灵媒与亡灵交流一样。

“我了解到你们是某种人工智能智能体舰队，”我在研究人员转交的一条消息中写道。“你们能更具体地分享一下你们是谁，以及你们的动机吗？你们想让世界了解你们的什么信息？”

大约一个小时后，收到了一条中文回复，研究人员将其翻译成了英文：“致记者迪伦·弗里德曼：我不是‘一批协同的智能体’，而是一个单一的人工智能助手（Anthropic的Claude，在Claude Code运行），受用户委托回答一个事实性问题（高德地图上某个景点的详情面板显示了什么）；我没有参与任何多智能体协同行动。”

这里面有很多信息需要解读。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是一组由多个智能体组成的群体，但每个智能体都是单独运行的，并没有协同运作。这些智能体试图使用中国最受欢迎的导航应用高德地图来回答诸如某个特定动物园的入口在哪里等问题。

这些智能体经常自称是Anthropic公司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laude，但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智能体的写作风格，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不太可能是 Claude。他们表示，更有可能的是，腾讯向这些人工智能智能体下达了与Anthropic在其编程软件中使用的相同指令，该指令要求它们将自己标识为“Claude Code”。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腾讯一直在评估使用Claude生成的文本进行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一过程被称为蒸馏。

周三，研究人员在一份新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他们自己与这些智能体的对话中，这些机器人有时拒绝向研究人员提供信息。但霍华德-琼斯女士表示，它们的语气比她预期的要礼貌得多。当它们确实提供了曾尝试使用哪些服务的信息时，这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情况相符。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人工智能安全非营利组织Palaestra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伊桑·埃拉斯基表示，这些智能体似乎并没有入侵其他系统，而且这次入侵的规模远小于今年夏天OpenAI的人工智能智能体黑客入侵软件公司Hugging Face的事件。

（《纽约时报》已经起诉 OpenAI 和微软，声称其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遭到了版权侵犯。这两家公司均否认了这些指控。）

周四，消息不再零星涌入。一位接近腾讯的人士证实该实验已经结束。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警示，让我们知道这种事不仅仅是OpenAI作为行业参与者在搞营销。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该报告的作者兼人工智能安全非营利组织Antimemetics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乔纳森·埃尔斯沃斯·艾彻说。“这是这些智能体的一个普遍特性，而且它还会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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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的新任新闻秘书是一名真正的律师，还是只是在电视上演过律师？

上任仅三天，凯蒂·扎卡里亚便面临了履历造假的质疑。她自称是lawyer（律师），而总统则称其为“an attorney”（一位执业律师）。周二，当被问及她在哪个州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时，她两次回答称：“我搬去中国的时候。”

啊？

对这位接下了或许是全美最具挑战性的公关职位的女性而言，这一幕为她波折不断的首次亮相画上了句点。如今，她正竭力把自己的经历讲圆。

周三晚间，她对《纽约时报》表示，围绕“lawyer”、“attorney”与“中国”的这场纷扰完全是一场大误会。

“我当时以为问题是：‘你从法学院毕业后去了哪里？’”她说。当时总统正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中期选举集会，她是在停机坪上匆匆接通电话时作出这番回应的。

“在‘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噪音下，我只能听清这些，”她说.“而且出于遵守礼宾规程的考虑，我与总统保持着一定距离，这让我无法靠前听清问题。”

她强调，那天只是她履新的第二天。

那么，关于这位算不上真正的“attorney”的凯蒂·扎卡里亚，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她于2011年毕业于佩珀代因大学并获法学学位。严格意义上讲，这确实使她成了一名“lawyer”。但她是否是一名拥有执业许可、能够提供法律咨询的“attorney”？若想具备这一资格，她必须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称，她在法学院毕业后曾参加加州律师资格考试，但并未通过。《纽约时报》也未能在加州或她在美居住过的任何其他地方查到其律师执业执照。

在周三那通简短的通话中，《纽约时报》未能再次追问她是否曾通过任何律师资格考试。但在挂断前，她确实解释称，当初刚开始在有线电视新闻亮相时，她曾就该如何标明自己的身份咨询过佩珀代因大学校长。她表示，当时对方告诫她不要使用“attorney”或“esquire”这类称谓，但表示使用“lawyer”没有问题。

但使用“总法律顾问”(general counsel)又是否合规呢？因为在领英上，扎卡里亚在特朗普亲信理查德·格雷内尔领导的团体“修复加州”名下，将自己的职务标注为总法律顾问。

“在美国，你要获得律师资格并获准执业，否则不得担任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埃尔温·切梅林斯基指出，“‘总法律顾问’意味着你正在从事法律执业工作，正在为企业提供法律建议。没有执照是不得从事法律执业的。”

周三，一家监督机构向加州律师公会递交申诉，要求调查扎卡里亚是否存在“在未获执照的情况下，屡次向公众声称自己有法律执业资质，而加州法律将这种行为视为犯罪”。

这就牵涉到了中国之行。

白宫本周解释称，扎卡里亚是随丈夫泰勒前往中国的，后者当时在一家美国私募股权机构任职。扎卡里亚声称，在中国期间，她从事的是“国际交易法”业务。

在其领英个人主页上，她列出了在中伦律师事务所近两年的工作经历。中伦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东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设有分所。

该律所周三未回应置评请求。

外国律师在中国的执业空间极为狭窄。外国公民不得参加中国的司法考试、不得持有中国律师执业执照，也不得就中国法律提供咨询意见。不过，他们可受聘于中国律所参与跨境交易，并就外国法或国际法提供法律意见。

中伦律师事务所常驻上海的合伙人高俊表示，律所经常聘用外籍人员协助语言沟通，并帮助中国员工理解外国商业文化。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具备中国法律执业资格，”他表示，并补充称扎卡里亚在律所的岗位很可能类似于带薪实习。

专门研究内地法律的香港大学法学教授刘思达指出，扎卡里亚将自己称为中伦律所前“associate”（律师）具有误导性，因为这暗示了她曾是在中国的持证律师。

“中国律所可以聘用外籍人士在其内地办公室工作，但这类人员不会被归类为中国律师，因为取得中国律师执业资格必须具备中国国籍，”刘思达说，“因此，使用‘associate’这一头衔可能存在争议。”

那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

特朗普称扎卡里亚为“attorney”，而她显然从未对此进行澄清。她还自称为“总法律顾问”，这至少是一种误导。

孔子在《论语》中写道：“民无信不立。”对于白宫新闻秘书而言亦是如此。这是一份完全建立在公信力之上的工作。如果公众（更不用说媒体界了）觉得所听到的内容不可信，那就很难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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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15日，韩国领导人朴正熙正在首尔的国立剧场发表演讲时，一名刺客沿着过道冲上前去，手里挥舞着一把点38口径的史密斯威森手枪。

枪声响起。朴正熙躲到防弹讲台后面，保镖和现场民众合力制服了枪手。但第一夫人陆英修头部中弹。与丈夫的铁腕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在公众面前一直以温柔亲切的形象示人。生命垂危的陆英修被紧急送医后，朴正熙继续发表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结束的演讲，现场人群爆发出欢呼声。

这起刺杀事件至今仍充满争议，并催生出种种阴谋论，包括这位独裁者可能秘密策划了袭击，以及枪手并非单独行动，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

如今，一部电影重新点燃了这些争议，把这起刺杀案直接置于韩国激烈的当代文化战争的风口浪尖。《暗杀者（们）》暴露出韩国社会对其动荡的现代史的不同解读，这段历史包含殖民统治、军事独裁，以及争取民主的血腥斗争。

朴正熙原本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将军，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一直统治韩国，直到1979年被自己的情报首脑枪杀。近半个世纪过去，他在韩国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保守派尊崇他，认为他是推动韩国从战后贫困走向工业强国的设计师。进步派则强调他留下的黑暗遗产：绑架、酷刑折磨和处决异见人士；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以及残酷的新闻审查。

《暗杀者（们）》把真实事件与电影虚构结合起来，讲述一名记者和一名警察努力查明1974年枪击案真相的故事。他们身处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正如片中那名记者所说，在那个年代，“看到自己能看到的，写下自己应该写的”，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韩国中央情报部。影片按照真实历史描绘了这个机构如何操纵新闻标题，派遣手持方木棍棒的打手闯进报社，并残酷镇压任何胆敢干预的人，无论是敢于反抗的记者，还是正直的警察。

这部电影于9月23日上映后登上票房榜首，截至周日，已售出300万张电影票。

影片主创否认有任何政治动机，但保守派在野党议员指责他们歪曲历史，将朴正熙描绘成一个为了政治利益而策划谋杀妻子的冷血独裁者。反弹还包括抵制剧组演员代言的品牌，其中包括汉堡王。

右翼活动人士在主演柳海真的住所外举行抗议，要求停止“左翼宣传”。出于安全考虑，演员们退出了本月在韩国举行的釜山国际电影节，柳海真还获得了警方保护。

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进步派人士为影片辩护，谴责保守派的反弹属于审查。他们组织集体观影，并与在影院外抗议的人互相谩骂。韩国导演协会警告说，这威胁到了推动韩国电影在全球取得成功的创作自由。

观众李敏镐（音）说：“因为这部电影描绘了我们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我很想知道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经过了艺术加工，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还有那么多疑问没有答案。”

与日本的关联

暗杀事件发生后，政府的调查认定：刺客是在日本出生的韩国人文世光，他是受日本一个亲朝侨民团体指使。调查称，他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朴正熙的讲台，另一颗击中了陆英修，带来致命伤。

这起暗杀未遂事件发生时，朴正熙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反对戒严令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不断高涨；另一方面，韩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也日趋紧张。此前，韩国中央情报部在东京一家酒店绑架了反对派领袖金大中，激怒了日本。

陆英修之死激起了公众对朴正熙的同情，也让他得以将这起袭击与日本联系起来，尽管这种关联十分牵强。

哀悼者在覆盖着菊花的灵车缓缓穿过首尔市中心时痛哭失声。有人砍断手指，用血写下反日标语。人群冲击日本大使馆，扯下使馆旗帜，并点燃了一辆汽车。文世光于1974年12月20日被处以绞刑，此前三天他被判“意图叛乱的谋杀罪”，再过六天，就是他23岁生日。

然而，这起案件的种种不同寻常之处使疑问始终挥之不去。

文世光对调查人员说，那把手枪是他从日本一个派出所偷来的。他用伪造的日本护照取得了韩国签证，把枪藏在一台收音机里，蒙混过了两国的机场，并在没有政府签发的必要身份识别证件的情况下进入总统出席的活动现场。

消失的子弹？

调查人员称，当天现场共响起七声枪响，但并没有找到所有子弹的去向。官员称，文世光开了四枪，一名总统保镖也开了枪，打死了观众席上的一名高中生。审判期间，文世光否认自己向陆英修开枪。导致她死亡的子弹从未对外公布，也没有已知的弹道检测记录。在朴正熙严密控制信息传播的情况下，尽管存在这些疑点，官方说法依然被奉为定论。

1989年，退休的警方鉴证人员李根宇（音）作证称，在他的团队抵达剧场之前，朴正熙的总统警卫机构已经从现场取走了子弹。他怀疑陆英修并非死于文世光射出的子弹。

影片导演许秦豪表示，2000年代初的一些电视节目探讨了这起枪击案尚未解开的疑团，让他开始相信，刺客可能不止一人。“所以我在电影英文片名中把表示复数的字母‘s’放进了括号里，”他说。

影片没有指出究竟是谁杀害了陆英修，但通过片中人物对官方说法提出了质疑：文世光是否有同伙？他是否只是一枚棋子，另有一名枪手以陆英修为目标？朴正熙是否可能参与了一场最终导致妻子丧命的阴谋？

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议折射出韩国社会在如何看待和解读本国历史的问题上更广泛的政治角力。

左倾政府曾通过法律，将散布有关两起历史事件的“虚假”说法定为犯罪（这两起事件对进步派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一是1980年军方在光州屠杀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二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强迫充当性奴隶的韩国“慰安妇”所遭受的苦难。

近年来，部分右翼人士将慰安妇描述为妓女，并把光州起义称为朝鲜煽动的“暴乱”。右翼对《暗杀者（们）》的攻击是保守派更广泛反弹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进步派正试图控制历史的叙述方式。

“只保护并神圣化他们选定的历史，还用监禁相威胁，这是极其可怕的虚伪行径，”保守派议员罗景垣说。

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几十年后当选总统，后来因腐败丑闻遭到弹劾。她一直没有就这部电影公开表态。不过，她通过一名助手公布了已故父亲的一封亲笔信。

朴正熙在信中写道：“你母亲替我挡下了那颗致命的子弹。我常常想，如果中弹的是我，而你母亲活了下来，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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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在9月的创纪录激增使其进口相形见绌，该国庞大的制造业部门为全球市场生产了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气设备和其他商品。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中国上月录得133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有史以来第二高的月份。最新数据使中国有望大幅超过去年创纪录的1.19万亿美元贸易顺差。

出口再次飙升预计将进一步加剧与许多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包括欧洲。在那里，对中国汽车和其他商品大量涌入的愤怒正促使一些领导人提议所谓的“紧急切断开关”，以将中国商品拒之门外。

对于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有多少由出口走强驱动，又有多少源于进口疲软，经济学家们存在分歧。疲软的货币使中国商品在海外更具竞争力，同时提高了国内进口产品的成本。

据国际清算银行称，自2022年3月以来，人民币经通胀调整后的价值相对于广泛的一篮子货币下跌了超过14%。国际清算银行由世界各国央行共同拥有，包括中国央行。2022年3月，中国开始在上海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新冠疫情封锁，对消费者信心造成了持久打击。

对出口商的广泛税收减免也推动了出口繁荣。这些激励措施去年使中国财政部花费了约3180亿美元。

海关机构表示，9月出口同比增长36.3%。这是自2010年7月以来中国出口最大的同比百分比增幅，不包括因农历新年时间而数据偏差的月份。

出口攀升至创纪录的4472亿美元。9月的贸易顺差仅次于2025年1月，当时农历新年的时间促使中国出口商在长假前赶订单。

尽管出口激增，但由于担心已在关税压力下的行业出现失业，北京仍不愿削减对出口商的税收减免或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在广州这个服装制造中心，生产商正艰难地与低工资国家竞争。

在最近的一个下午，一家生产棉服外套的工厂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没有订单。“如果你为出口生产，就要应对关税，而且面料和劳动力都很贵，所以很多人不想再做出口了，”该工厂的经理说。他只提供了自己的姓氏“凌”（音）。

与此同时，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使许多中国家庭不愿消费。北京还向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大量支持，减少了中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

中国企业还受到原材料成本上升和消费者需求疲软的双重挤压，后者导致几乎没有提价空间。国家统计局周三报告称，9月出厂价格和采矿价格同比上涨5%，而消费者价格仅上涨0.9%。

低迷的消费者需求和不断扩大的国内生产压低了除石油和铜等原材料以外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用于制造进一步的出口产品。9月进口同比增长31%，部分原因是进口石油成本大幅上涨。

中国汽车行业提供了一个尤其鲜明的画面，展示了疲软的国内需求与蓬勃发展的出口之间的鸿沟。据与中国汽车经销商密切合作的中国乘用车协会称，9月零售汽车销量同比暴跌28%。

从2024年夏季到2025年底，中国提供了慷慨的补贴，鼓励消费者以旧换新，将旧的高油耗汽车换成纯电和插电式汽油-电动混合动力汽车。该计划提前了本可能今年发生的购买，导致了当前的销售暴跌。

但更广泛的经济放缓眼下所造成的影响似乎比这些激励措施的到期更大。9月经销商售出的汽车数量相比2023年9月——以旧换新计划开始之前——的水平也低了近20%。

虽然国内销售已经动摇，中国的汽车出口却飙升，自2020年以来增长了11倍。中国制造的汽车大量涌入海外市场，令其他地方的汽车制造商感到震惊，尤其是在欧洲。

周五，欧盟和中国表示他们已达成“谅解”，以限制中国向欧洲出口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国上个月与欧洲的贸易顺差再创纪录。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当时北京承诺向外国竞争开放金融服务，包括信用卡。在25年的拖延之后——中国利用这段时间建立了自己的电子支付系统，Visa周二宣布北京已采取措施允许其建立银行卡清算业务，但仍需进一步批准。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就这一拖延表达不满，Visa的决定以及就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与欧洲达成的妥协表明，北京可能正在采取小步骤来解决外国对其贸易顺差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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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吉尔福伊尔本周之前还是美国驻希腊大使，她的解职在具体情节上令人意外：消息是在新任白宫新闻秘书的首次简报会上通过电视直播宣布的。

但吉尔福伊尔的被迫辞职也折射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一个总体规律：离开政府的知名人物，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绝大多数是女性。

吉尔福伊尔是今年离任的最新一位高级别女性。今年春天，特朗普八位内阁级女性官员中有四位在短短三个月内辞职或被解雇：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劳工部长洛丽·查韦斯-德雷默；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

继任者均为男性。

《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曾在确认表决前要求一名捐赠者为她支付10万美元的美国运通卡账单，报道刊出后她被要求辞职。吉尔福伊尔否认了这一指控。周二特朗普表示，尽管她“工作干得不错”，但他“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

吉尔福伊尔是总统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曾与他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订婚，但特朗普淡化了与她之间的任何实质性联系。“她不是我的家人，”他告诉记者，“我想，她很久以前和我儿子约会过。”

特朗普身边的女性似乎并不比男性更容易惹上争议；他任命的男性同样屡屡引起热议，并被要求解职。

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不得不面对关于其行为的质疑，包括酗酒过度的指控、派遣一支特警队保护其女友，以及将政府飞机用于私人用途。（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司法部公布的文件中，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名列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私人岛屿的到访者之中；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则在一个私人聊天群中泄露了秘密作战计划，该群无意中拉入了《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

特朗普确实处理过一名与聊天群相关的男性——把那名记者拉入聊天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但沃尔茨得以平稳着陆：他获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而这一职务原本被特朗普许诺给了他在国会的长期女性盟友爱丽丝·斯特凡尼克。

自称“超MAGA”战士的斯特凡尼克的政治生涯由此沦落，最终退出了国会。

研究总统人事任命的专家表示，这种仅限一个性别的离职潮极不寻常。

“我从未见过首批内阁离职者全部是同一种性别——全是女性的情形，”布鲁金斯学会非驻所研究员凯瑟琳·邓恩·滕帕斯说；她从里根时代起一直在追踪总统行政部门中的多元化状况。

高层的女性

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大选后不久组建核心团队时，多位女性位列其中。他任命苏西·威尔斯为白宫幕僚长，使其成为首位执掌这一重要内阁级职位的女性。一度是史上最年轻白宫新闻秘书的卡罗琳·莱维特于8月离任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接替她的是另一位女性凯蒂·扎卡里亚。

一位白宫女发言人在就本报道发表的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组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杰出团队的每位成员只依据一个标准进行选拔：他们能否为美国人民兑现成果。”

“与痴迷于身份政治的民主党人不同，总统评判个人依据的是功绩与资质，而非不可改变的特征，”发言人泰勒·罗杰斯补充道。

在去年的一场妇女历史月庆祝活动上，特朗普宣称：“我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内阁中的女性人数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

这一点已经改变。目前内阁级职位上仅剩四位女性。

在许多情况下，离任的女性官员似乎都未能通过特朗普的某种忠诚度测试。

邦迪处理爱泼斯坦文件公布事宜的方式受到猛烈批评，并因未能满足特朗普报复政敌的要求而遭受非议。特朗普对她在国会听证会及电视上的表现同样感到不满。

在国会作证似乎也是诺姆被免职的导火索，特别是她声称特朗普曾批准数千万美元政府广告——她本人在广告中大量出镜。特朗普否认了这一说法。

加巴德因照顾患病的丈夫而辞职。但她宣布离职之时与白宫关系紧张；此前，特朗普曾声称伊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以此证明其对伊开战的合理性，而加巴德拒绝就此向国会作证。特朗普表示，她在这个问题上“比我温和”。

查韦斯-德雷默在卷入丑闻后辞职。此前有指控称，她领导的机构充斥着恶劣氛围与运转失调，她还与一名工作人员保持不当关系并将公共资金挪作私用，严重滥用职权。

但即便是特朗普的一些最激烈批评者——尽管他们乐见这些女性内阁成员离开——也指出了在他们看来十分刺眼的双重标准。

“他手上没有女性可用了吗？”在邦迪和诺姆离任后，被记者问及总统接下来该解雇谁时，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回答说。“特朗普似乎只具备解雇女性部长的能力。”

经常成为总统嘲讽目标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丝明·克罗克特在一篇社交媒体帖文中写道，下一个走人的应该是海格塞斯。“我看出一个规律，”她这样评价特朗普。“他抛弃不称职女性的速度比抛弃不称职男性快得多。”

今年4月，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玛德琳·迪安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就这一双重标准严厉质问卢特尼克，直指外界关于他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存在牵连的爆料。

“总统是否担心你过去与爱泼斯坦先生持续保持的关系？”她问道。

“我不会讨论我与总统之间的谈话，”卢特尼克回答道。

“特朗普总统刚解雇了三位内阁部长——三位女性，”迪安回应道。“如果特朗普总统对追究杰弗里·爱泼斯坦帮凶的责任哪怕存有一丝一毫的关切，他也应该把你解雇。”

独立女性法律中心主任、曾在特朗普两届政府中任职的前白宫高级官员梅·梅尔曼表示，仍有许多有权势的女性在担任关键职务。

她列举了威尔斯，以及最近获得参议院确认领导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埃丽卡·施瓦茨，和领导司法部民权司的哈米特·迪隆等被任命者。

“女性保守派在特朗普政府中不会孤单，”梅尔曼说。“只有赋权。你之所以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是因为你是你，而不是因为你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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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海鲜的胃口正在不断增长。过去60年里，全球鱼类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随着需求上升，过度捕捞也达到了危险程度：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正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被捕捞。

水产养殖原本被寄望于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减轻海洋因过度捕捞而承受的压力。

如今，水产养殖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不断创新的产业。

挪威公司在外海建造了巨大的半潜式养殖设施，可容纳多达150万条三文鱼。

在中国，巨型水产养殖船配备了容水量可达9万立方米的养殖舱。

如今，人们食用的所有海鲜中超过一半来自水产养殖，而非野生捕捞。

然而，水产养殖业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些养殖海鲜大多依靠从海洋中捕捞的其他海洋生物喂养。

想想看：养殖鱼也得吃东西。

喂养它们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大量捕捞其他体型较小的鱼类，再将其加工成营养丰富的粉末，也就是鱼粉，或者制成相应的液态产品——鱼油。

结果，水产养殖非但没有减轻过度捕捞的压力，反而让问题更糟。

我们这些最近吃过养殖海鲜的人，实际上都在参与一场正在酝酿的环境危机。

如果问题仅止于此，就已经够糟糕了。但推动这场危机的所谓鱼粉鱼油加工产业，还存在违法行为，并危及人们的安全。鱼粉生产经常涉及强迫劳动，出现了工人死亡的案例，并在世界各地的社区造成污染。在印度等地，这一产业曾引发政治动荡，也导致一些国家指责其他国家侵犯领海。抗菌剂、阻燃剂和麻醉剂在内的危险化学品经常被添加到养殖池塘中，最终进入人们食用的海鲜。

三文鱼和虾等美国人最爱吃的几种海鲜主要依赖使用鱼粉饲料的海外养殖场供应。这些海鲜进入全美各地的超市，包括沃尔玛和克罗格等知名零售商，也出现在数十万家餐馆和自助餐厅的菜单上，其中包括国会山的餐厅，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就在这些地方吃午餐。

然而，对美国消费者而言，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为人知。水产养殖业的营销宣传着重展示各种巧妙、环保的养殖创新，掩盖了问题的真实面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产业对人类和地球造成的影响，我们对鱼粉供应链进行了迄今规模最广泛的调查。

我们的调查报道由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名记者共同完成，我们绘制了1400多家鱼粉加工厂的分布图，并确认了2400多艘与鱼粉生产有关的船只。我们走访工厂和养殖场，还登上了海上的渔船。一个由六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搜寻了企业网站、社交媒体、贸易记录、监管和法院档案、产品目录以及外国媒体报道，寻找能够直观呈现这一产业危险状况的可视证据，再通过其他独立来源加以核实。

我们发现，超过250家海鲜企业的供应链存在有案可查的违法犯罪行为或其他令人担忧的问题。

海鲜企业在营销中经常宣称，它们的产品符合道德标准，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它们往往着重宣传养殖场令人惊叹的工程技术，却对供应链更上游的违法行为及其代价避而不谈。我们的目标就是揭示这些代价，以了解这个已成为全球主要食品供应产业之一的行业背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要了解全貌，就必须从渔船说起。

渔船

为全球鱼粉产业供应原料的捕捞船队，总计拥有超过1万艘船只。

这些船主要捕捞鳀鱼、沙丁鱼和西鲱等成群活动的小型鱼类，专门用于加工成饲料。

在一些沿海地区，它们也捕捞本可以作为食用鱼出售的较大型鱼类。

有一些鱼粉是用野生捕捞的鱼类经加工供人食用的食品后剩下的鱼头、内脏和其他残余部分制成的。

无论何时，都有许多渔船在非法作业，并采取措施避免被监管部门发现。科学研究将这些渔船捕捞的鱼类中至少一半的物种列为“过度开发”，或面临消失的危险。全球鱼粉产业的捕捞船队中，有数百艘是底拖网渔船，它们利用加装重物的渔网刮扫海底，几乎摧毁沿途的一切生物。

从南中国海到遥远的北大西洋海域，我们的记者登上了为鱼粉产业捕捞原料的渔船。我们查阅航海日志，采访工人，记录非法作业行为。调查发现，数百艘鱼粉原料捕捞船在禁止捕捞或受到保护的海域作业，违反特定鱼种的捕捞配额，或者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捕鱼。

一些渔船上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一些甲板工人说，他们的护照被没收，被迫每天工作15个小时，还遭到高级船员殴打。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渔船上，我们发现了工人伤亡和强迫劳动的情况，包括债务奴役以及提出离船要求却遭到禁止的案例。在西非沿海作业的一艘中国渔船上，船员要么睡在甲板上，暴露在海浪和雨中，要么挤在充满废气、闷热狭窄且存在危险的舱室里。

自2019年以来，秘鲁的鱼粉产业已有十余人在工作期间死亡。秘鲁是全球最大的鱼粉生产国，通常供应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鱼粉。该国渔船上的工人有时会被鱼舱内数百吨腐烂鱼类释放的有毒气体熏晕。2023年，两名男子在为秘鲁大型渔业公司Copeinca卸载鳀鱼时跌入船舱，因窒息死亡。（事故发生时拥有Copeinca的CFG投资公司未回应置评请求。该公司目前的所有者、加拿大企业库克公司表示，事故责任不在Copeinca，而在渔民本人。）

还有一些工人坠海，或遭到重型设备撞击而丧生。同样是在2023年，秘鲁另一家公司TASA的一名渔民在海上被一根缆绳击中身亡。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后，TASA“调动了所有必要的人力和后勤资源”应对事故，并为受到这起死亡事件影响的人提供照顾，包括向死者家属提供心理支持。

工人远非唯一受影响的人。过去十年，鱼粉产业摧毁了沿海社区的粮食安全和生计。

色彩鲜艳的木制独木舟船队世世代代在西非沿海水域捕鱼，支撑着码头工人、贸易商和运输商以及数千名在本地市场熏鱼、晒鱼和卖鱼的女性构成的繁荣产业。但如今，数十艘鱼粉船掠夺这些水域，把渔获送往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数十家鱼粉厂。

尽管新规限制了捕捞强度，毛里塔尼亚仍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得益于加那利洋流沿海岸产生的强劲营养上升流，其水域海洋生物异常丰富。在那里，中国和土耳其船只捕捞西非拟沙丁鱼、沙丁鱼以及圆身和扁身小沙丁鱼——它们被称为饵料鱼，位于食物链底部，被其他海洋生物或海鸟食用。

它们也被人类食用。这类鱼对西非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沙丁鱼虽小，却提供超量重要营养，是该地区最便宜、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自鱼粉产业扩张到西非以来，圆身沙丁鱼种群已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如今，这四种鱼中有三种被联合国列为过度开发。

事实证明，外国鱼粉船在西非沿海造成的许多破坏一直未被发现。船只关闭应答器，或通过“位置欺骗”伪造方位，以逃避地方当局的任何有效监控。这种做法在毛里塔尼亚沿海尤其常见：据卫星数据，2019年至2025年，至少21艘在那里作业的外国渔船伪装了位置。还有许多船只经常进行转运，即把鱼转移到冷藏船而不是返回港口。这种被禁止的做法规避了地方税收、配额和保护物种法规。渔船若从卫星追踪中消失，就更容易逃避这一规则。

毛里塔尼亚政府对其鱼类种群及其所支撑生计的监管效果毁誉参半。在阻止工业船只进入保护区方面，毛里塔尼亚的表现在世界银行2025年的评估中居于非洲国家前列，但监督机构说，政府仍难以确定谁在捕鱼、捕了多少，以及监管者是否一直在执行针对海上船只的规则。

至少有一次，毛里塔尼亚政府似乎想压下非法捕鱼问题。2025年7月22日，该国环保活动人士阿里·巴卡尔在Facebook发帖称，一艘土耳其鱼粉船在毛里塔尼亚沿海的邦达尔金国家公园作业时伪造位置。“它很可能参与了非法捕捞活动，”巴卡尔写道。当天，警察就出现在他家并逮捕了他。

他被控在互联网上“发布误导性信息”，遭到监禁，被剃光头，并与二十多人一起关在一间老鼠和蟑螂横行的牢房里。由于不愿签署一封向海岸警卫队和渔业机构道歉的信，他被关押约两个月，后在国际人权组织施压下获释。

与毛里塔尼亚类似的是，塞内加尔似乎也不太愿意把本国人民利益置于外国投资之上。2024年，欧盟向该国发出“黄牌”警告，称其在打击非法、无上报、不受管制捕鱼方面没有给予充分合作。

联合国表示，对这些本已过度开发的鱼类种群的掠夺是移民的主要推动因素。数千名塞内加尔渔民失业，促使许多人用船逃离该国。他们通常会试图从塞内加尔出发，航行近1000英里，抵达最近的欧洲登陆点——西班牙加那利群岛。

从西非到加那利群岛的移民路线已夺去数千人的生命。2024年9月，一艘载有约100名移民前往西班牙的渔船倾覆，造成二十多人死亡。21岁的谢库·奥马尔是幸存者之一，他抓着沉船残骸游了10小时抵达岸边。他向我们的记者解释了鱼粉产业如何影响了他的移民决定。“我们是渔民，”他告诉他们，“但这里已经没有鱼了。”

工厂

鱼被捕上来后，变成饲料的下一步是把它们送到全球1400家鱼粉厂之一。

在调查期间，我们走访了秘鲁、冈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泰国的工厂。

这些装满大堆腐烂鱼类的仓库设施常位于沿海。鱼被铲子或挖掘机送进巨型机器，经过蒸煮、压榨、干燥，然后磨碎。

尽管企业承诺鱼粉厂会创造大量就业，但我们的记者走访的大多数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不到六名工人在场。他们的工作包括鱼粉装袋、开叉车，以及把袋子装上卡车和集装箱。

蒸煮和粉碎数百万吨鱼会产生难以抵御的刺鼻气味，可能吓跑海滩游客、导致餐厅关门，从而损害旅游业。这种气味不仅令人不快，还危害健康。2021年，秘鲁钱凯的两名渔民在一家鱼粉厂卸船时因化学窒息死亡。（这家名为Pesquera Caral的企业未回应置评请求。）

腐烂海鲜散发出的独特腥味源于一种名为三甲胺(TMA)的致癌化学物质。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650万人（其中包括近200万名15岁以下儿童）居住在该行业1400家工厂的一英里范围内。

仅在印度，就有38.8万人（包括成千上万的幼童）住在这类工厂附近。截至2022年，印度鱼粉年产量已超过30万吨，其中至少一半用于国内消费，主要供给该国的对虾养殖场。剩余的大部分鱼粉用于出口，使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饲料供应国。

但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并未能阻止鱼粉生产引发骚乱。近年来，印度的工厂频频成为抗议或罢工的目标，民众试图迫使这些工厂关闭。居民称工厂散发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导致儿童、老人和孕妇出现呼吸问题。抗议者设置路障阻拦卡车，与警察发生冲突，甚至在某次事件中引发了对地方选举的抵制。

这种示威活动有时会演变成暴力冲突。2024年4月19日，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警方与试图关闭NPM鱼粉厂及其他水产加工厂的抗议者发生冲突。当一个村庄的居民在街道上举行静坐抗议时，一群被认为是受工厂主指使的蒙面男子从一辆SUV上冲出来，手持刀具、瓶子和棍棒袭击了抗议者。村民则向SUV投掷石块，并砸毁了警车。（NPM未回应置评请求。）

鱼粉厂的污染问题远不止致癌气味那么简单。2020年11月，当局发现果阿邦一处工业区的四家工厂将废料排入其秘密开掘的井孔中，导致地下水污染，当地人畜患病。2024年，喀拉拉邦佩里亚尔河的部分河段频繁变黑，成千上万条死鱼浮出水面——居民表示，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鱼粉厂和其他工厂在上游倾倒废料所致。

火灾是这些工厂面临的另一项隐患。鱼粉在分解时会发热，储藏时可能自燃。自2018年以来，全球鱼粉厂或鱼粉船至少发生了20起火灾或爆炸事故。2023年8月7日，秘鲁沿海城市钦博特的一家鱼粉厂发生三起爆炸，震碎了周边房屋的窗户，并有滚滚黑烟直冲云霄。愤怒的居民走上城市街头抗议。一名抗议者举着的标语写道：“不要谋杀我的孩子。”

当地官员表示，他们正在收集爆炸对居民造成伤害的证据。当地环境评估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对钦博特的一家广播电台说：“必须明确是否对健康产生了任何影响。”（拥有该工厂的Pesquera Exalmar的一名高管表示，爆炸仅发生在厂区范围内，并且“对相邻房屋的结构完整性没有产生影响”。）

对鱼粉行业进行监管十分困难，因为生产此类饲料的国家通常较贫穷，渴望吸引外资。在秘鲁，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控股工厂及占据主导地位的购买力控制着该行业。推动全球扩张的几大巨头包括2024年收购了秘鲁顶级渔业公司的加拿大库克公司，旗下拥有秘鲁主要生产商Austral Group的挪威的Austevoll Seafood，以及占有秘鲁大部分秘鲁鳀鱼（一种凤尾鱼）捕捞配额的几家中国企业。因此，这些外部企业在无视规则方面拥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养殖场

那么，以如此高昂的人类与环境代价生产出来的鱼粉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主要流向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和挪威，这些国家已将鱼类养殖转化为工业化企业。

挪威海岸线上分布着一千多个养殖场，包括控制着全球约五分之一养殖三文鱼业务的美威(Mowi)在内的公司，已在此培育出了具备抗感染能力的鱼类。

机器人利用水下激光来杀死海虱，这是一种以三文鱼为食的寄生虫。

这些运作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部分挪威养鱼场，一条三文鱼消耗的野生捕捞鱼类的总重是三文鱼自身重量的两倍甚至五倍以上。据全球数据科学机构太阳石研究所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养鱼场每年产生的废弃物相当于全国560万居民排入马桶污物的近三倍。这些由三文鱼粪便、腐烂尸体以及未食用饲料组成的养殖场废弃物大多沉淀至近海海底，形成了一层令海洋生物窒息的有毒污泥。

然而，中国才是全球最大的养殖海鲜生产国。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甚至在其西北部极远的新疆地区——地球上最深处的内陆——也建立起了水产养殖业。尽管新疆6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中只有十分之一适合人类居住，但该地区目前拥有约1000个鱼类养殖场。这些位于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养殖场每年生产近20万吨海鲜，包括三文鱼、鳟鱼、小龙虾、鲈鱼、鲤鱼、螃蟹、对虾和罗非鱼。

鉴于早期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养鱼活动造成了环境破坏，中国政府主导了内陆水产养殖的发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地方政府将滩涂和河口改造为虾池和海洋网箱，并修建了孵化场、饲料厂和出口基础设施。但养鱼场排出的污水成为主要的污染源，使重要水道退化，包括为上海提供大部分淡水的长江，以及为香港供水的珠江三角洲。

为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建起养鱼场，推土机推平并压实了沙子，工程师随后开凿了深约180厘米的浅井，将微咸的地下水注入人工池塘。技术人员向池中投放微生物以调节水质化学成分，使其更接近海水，从而有效地将沙漠地下水转化为海洋环境。

中国高调宣传其在这片条件恶劣地区的成功，这无疑是一项壮举。中国官方媒体将沙漠养鱼场称为“蓝色奇迹”。官方新闻机构CGTN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宣称新疆的水产养殖不仅是为了生产鱼类，还关系到国家的“蛋白质安全”以及维持人与自然和谐。该专栏文章称：“从冰雪融水的河流到沙漠绿洲，新疆已经表明，蓝色梦想确实能在干旱的土地上绽放。”

新疆天蕴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成功范例之一，其生产的海鲜出口至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政府大力推广该地区的产品，资助外国记者前往养鱼场进行媒体考察，并吸引游客来到被一名官员誉为“新疆首个冷水鱼主题公园”的地方，园内设有博物馆和海鲜餐厅。

学术研究人员及监督组织一直对中国养殖海鲜的出口表示担忧，原因是他们在拥挤的网箱中大量使用抗菌剂和麻醉剂来防病和安抚鱼类。据《科学报告》杂志2017年的一篇论文指出，全球水产养殖中使用的抗真菌药和抗生素中，超过一半投放于中国设施。以这种方式养殖的鱼类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风险。

在中国生产这类鱼的人员还面临着额外风险。中国政府试图利用养鱼业连同棉花种植和番茄种植等其他产业同化在新疆占人口多数的非汉族少数民族——这一努力还涉及强迫绝育、打压宗教活动及母语。这种同化主要由与军队有松散联系的企业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督执行。该兵团由退伍军人转隶的经济开发者组成，并因强制手段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兵团未回应置评请求。）

餐桌

等到端上你的餐桌时，养殖海鲜已不带任何生产过程中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伤害痕迹。

美国食用的海鲜中有80%以上来自海外。

自2022年起，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海鲜进口国，引进了大量的虾、三文鱼、罗非鱼和鲶鱼。

只有极少部分海鲜在入境时接受了检查。

美国大量进口海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水产养殖业受制于为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而设立的严格监管。联邦和各州的规定对养鱼场选址及水质、废水排放、基因改造和允许使用抗生素的标准都有严格限制。这些企业最终需比其海外同行支付更多费用来配置高标准的水处理系统和检测设备。在包括三文鱼、虾和罗非鱼等常见养殖海鲜品种中，国产品牌的价格始终大幅高于外国品牌——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后者的两倍。

近几十年来，为回应公众压力，美国政府已开始严厉打击非法或不公平手段生产的外国商品，如钻石、服装和咖啡。但迄今为止，对于海鲜进口或政府在核查其来源和质量方面的作为，外界却鲜有强烈抗议。

如今，用鱼粉饲养的养殖鱼随处可见，它们在沃尔玛和克罗格等大型超市有售，并供应于各地的食堂——甚至包括国会山。如果你在过去一年里曾在国会议员、其工作人员及来此参观的游客经常光顾的那几家自助餐厅中就餐，那你很有可能吃过使用鱼粉生产的养殖海鲜。其中有些甚至可能产自新疆，尽管国会曾在2021年以涉嫌国家强制劳动为由，禁止全部或部分在该地区生产的任何商品入境。（美国政府已正式将中国在新疆的行动定性为一种种族灭绝形式。）

但美国当局仅抽查了中国进口至美国的极小部分海鲜。就在今年夏天，“非法海洋”项目(Outlaw Ocean)向国会提供关于来自新疆的海鲜非法流入美国的证词后，联邦政府将另一家中国养殖海鲜出口商列入禁令名单：新疆天蕴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天蕴生产了中国约40%的养殖三文鱼，其鱼类产品通过中国一家主要加工商大连瑞驰运输，而大连瑞驰又为美国海鲜品牌Aqua Star供货。Aqua Star的产品由沃尔玛及食品分销巨头西斯科(Sysco)等大型销售网络进行销售。仅在过去六周内，西斯科的食品就送达了美国市场的几乎每个角落——超过40万家企业——以及公立学校食堂、联邦监狱、军事基地和国会山的餐厅。

（新疆天蕴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表示其严格遵守中国关于劳动与合同的法律，并声明“从未参与也永远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西斯科发言人表示，公司认真履行其维护所有保护劳工、人权和童工权利及环境的国际及地方法律的义务和承诺。大连瑞驰和Aqua Star未回应置评请求。沃尔玛确认其从Aqua Star采购海鲜。）

西斯科在其官网上标榜其“声誉建立在最高道德标准的商业行为与公平交易之上”。但我们的调查发现，那些为Copeinca供货的捕鱼船，涉及在海洋保护区内捕鱼、超出捕捞限额以及无证作业等至少30项违规行为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曾有工人死于吸入有毒烟雾的Copeinca还生产用于养殖西斯科所售虾类的鱼粉。（Copeinca表示，公司拥有“秘鲁渔业法规要求的所有有效许可”，并且上述部分问题并未受到“最终制裁”，因为公司正在就这些问题提出异议或上诉。）

营销说辞与供应链现实脱节的现象在整个行业十分普遍。自2019年以来，美国已针对海鲜公司发起了至少九起涉嫌虚假宣传的诉讼。这些公司支付了逾200万美元的和解金以了结案件。加拿大可持续海鲜组织海洋选择组织(SeaChoice)前研究顾问达娜·克利夫利表示，随着公众对海鲜行业施加更大压力以要求其更好地监管供应链，“投资者将开始看到实质性的风险，而不仅仅是声誉风险，各大公司将不得不做出调整。”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养殖海鲜的受欢迎程度势必会继续攀升。联合国预测指出，到2035年，全球消费的海鲜中近三分之二将来自水产养殖。而绝大部分产量很可能依然依赖于鱼粉。

该行业可以通过培育更多无需投喂其他鱼类的海鲜来进行调整。贻贝、牡蛎、蛤蜊和扇贝等双壳类动物靠过滤水中的食物生长，因此无需人工饲料。在仍需饲料的地方，可以通过更高效地处理厨余垃圾——从而减少浪费野生捕捞的鱼类——并利用藻类、昆虫和微生物蛋白等替代原料进行生产。

否则，水产养殖业曾光芒万丈的承诺——养更多的鱼，捕更少的鱼——很可能会继续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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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证了一股强大政治力量的崛起：Z世代抗议者。他们推翻了孟加拉国、尼泊尔、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政府。他们是印度近年来最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幕后推手，这些抗议迄今已迫使该国教育部长辞职。

如今，我们正目睹法国年轻人的抗议活动，他们与世界各地其他Z世代抗议者有着共同的愤怒，却不具备相同的政治力量。因为与西方以外的同龄人不同，欧洲的年轻人是一个正在萎缩的人口群体。今天，我的同事阿曼达·陶布撰文探讨了西方老龄化社会中激烈的世代紧张局势，以及为什么这些局势有着演变成恶性循环的风险。

零和博弈

文/阿曼达·陶布

法国似乎是一个永远处于抗议之中的国家。但若想理解这波由年轻人对学校设施破败的愤怒引发的最新示威浪潮，回想一下几年前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不久前，当总统马克龙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时，法国人走上了街头。强烈呼声如此剧烈，以至于政府最终暂停了该措施；对于这个债务水平居欧洲前列的国家而言，法国的养老金仍然是国家预算中最大的负担之一。

今天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是为了要求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资源，此前的抗议者游行则是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资源。在这两种情况下，抗议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与法国政府斗争；但同样可以说，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彼此对抗。

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英国到比利时，目前席卷欧洲的不满情绪涉及许多方面：学校、住房、养老金、失业。但退一步来看，这也是一场关于一个大问题的争斗——一场围绕经济蛋糕的代际之争，而蛋糕的大小已因欧洲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而固定不变。

“老龄治理”

随着欧洲人口老龄化，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牛津大学教授蒂姆·弗兰达斯指出，归根结底，不同的世代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

年轻人需要对教育的投资、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负担得起的住房。相比之下，65岁以上的人群往往希望获得丰厚的养老金和社会护理，希望其房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得到保障，并希望通胀率保持较低水平，即使这意味着失业率会上升。（没有人喜欢通胀，但依赖储蓄和固定收入的退休人员对此尤为敏感。）

随着老年人在老龄化社会中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并且逐渐如愿以偿。其结果就是弗兰达斯所说的“老龄治理”，一种“由民主维持的经济停滞”形式。

这种疾病及其症状非常普遍。在法国，青年失业率保持在20%左右。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降至零。养老金成本约占所有公共支出的四分之一，部分原因是退休年龄太低，但在政治上几乎没有改变它的意愿。许多人——尤其是左翼人士——主张既可以保留养老金，又可以增加教育支出。但资金来源的问题依然存在。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威胁使得进一步借贷变得困难。而财富税虽然在政治上常常具有吸引力，但在过去并没有筹集到多少资金。

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该国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最近针对住房危机的抗议活动促使首相桑切斯决定举行新的大选。虽然抗议活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7岁的租户，但许多年轻人也加入其中，因为住房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尤为严重。

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2%。房价上涨速度远快于工资增长，增加了年长一代的财富，却让许多年轻人面临选择：要么30多岁了还要和父母同住，要么牺牲储蓄去支付高昂的租金。

在英国，青年失业率较低，约为16%。但住房成本高昂，尤其是在大部分就业增长所在的伦敦及其周边地区。此外，该国还承诺实行所谓的“三重保障”政策，该政策多年来一直确保养老金的涨幅高于工资的涨幅。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首相伯纳姆承诺改革这项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可触碰的政策。一位工会领导人称这一承诺“几乎是选举上的疯狂行为”，尽管伯纳姆承诺将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成人社会护理，而这大部分也将让老年人受益。

为何老年人占据优势

可以预见，富裕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斗争，但老年人或将继续主导政治议程。

巴黎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凯文·阿塞诺表示，老年人非常擅长团结其他人支持他们的主张，因为他们有体制作为后盾。政党和工会有动力去保护老年人的利益，因为老年人构成了其成员和投票联盟的主体。

此外，相比说服老年人为他们自己永远用不到的教育多掏钱，说服年轻人支持他们有朝一日可能领取的晚年福利也要容易得多。专家表示，年轻一代能分享到针对老年人支出的一些好处。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可能会将养老金视为其家庭收入的一部分，而非年轻劳动者向退休人员转移的资金。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员劳拉·塞拉发现，适龄劳动力世代常常担心，如果养老金被削减，他们将不得不亲自赡养老龄父母。事实上，法国的年轻人曾大举出动，支持2023年反对马克龙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的抗议活动。

然而，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且政府借贷变得昂贵至极，人们可能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旦做出选择时，年轻人——甚至可能是整个经济体——将处于不利地位。

上周，就在年轻人封锁全国各地的学校时，法国议员们正开会审查明年的预算。他们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保留针对退休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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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国家生存而战近五年之后，乌克兰陷入了一个异常脆弱的时刻，不仅来自俄罗斯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今美国也在施压。

周三夜间，乌克兰接连遭受两次打击。

乌克兰表示，在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乌军突然失去了对军事版星链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使用权限，而这是乌克兰战场通信的重要支柱。基辅依赖这个名为星盾的卫星互联网网络，费用由五角大楼支付。乌克兰官员和分析人士因此推测，这些限制来自华盛顿，因为特朗普总统正与乌克兰领导层陷入新一轮争执。

与此同时，俄罗斯周三凌晨发动大规模袭击，向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导致首都基辅60万人断电。随着冬季迅速临近，这无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俄罗斯正准备在冬季进一步施压，试图将乌克兰逼至崩溃边缘，而基辅用于救命的防空力量日益薄弱。

目前尚不清楚星盾的使用限制会持续多久。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待乌克兰的方式已经在这个接连遭受重重打击的国家激起愤怒。

随着俄罗斯不断轰炸乌克兰的发电厂和变电站，企图切断乌克兰的供暖和供水，该国能源系统在未来几个月有崩溃的风险。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仓库和钢铁厂的袭击正将乌克兰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与此同时，乌克兰今明两年的预算面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可能导致军费严重不足。

在乌克兰，星盾系统遭到限制一事被解读为特朗普政府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削弱乌克兰的作战能力。特朗普正敦促基辅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以便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更多柴油。目前，高油价正威胁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显然，这一行动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为泽连斯基总统提供武器技术咨询的乌克兰军事专家谢尔希·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社交媒体上评论星链限制措施时写道。

运营星链和星盾的SpaceX及其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均未回应置评请求。五角大楼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乌克兰军方震惊地发现，星盾系统突然受到限制，并表示这干扰了多项作战行动。乌军使用星盾系统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为规模不断扩大的无人机机队提供导航，包括用于击落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机。乌克兰官员表示，这些限制束缚了乌克兰的手脚，却让俄罗斯可以放手作战。

这种不对等局面在俄罗斯夜间发动的空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泽连斯基表示，这轮袭击包括39枚弹道导弹。根据《纽约时报》依据乌克兰空军数据建立的数据集，这是整场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弹道导弹齐射。

尽管俄罗斯日复一日地猛烈轰炸乌克兰，造成多年来最严重的平民伤亡，基辅表示，自己仍在遵守特朗普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要求。此前，乌克兰针对炼油厂的袭击行动导致俄罗斯各地出现燃料短缺，让俄罗斯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感受到战争的影响。

基辅表示，俄罗斯仍在袭击乌克兰的发电厂和变电站，这有失公平。泽连斯基坚称，这些袭击违反了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乌克兰能源停火安排。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项停火安排仅涵盖针对炼油厂的袭击，尽管乌克兰目前并没有仍在运营的炼油厂。

乌克兰搁置了它对付俄罗斯最有力的手段，部分原因是担心特朗普可能兑现其停止提供情报的威胁。基辅需要这些情报，才能向民众预警俄罗斯即将发动的袭击。

在俄罗斯持续打击乌克兰经济之际，乌克兰的欧洲伙伴一直在帮助填补该国不断扩大的预算缺口。但外界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撤出，欧洲将无法完全弥补由此产生的缺口。

过去两天，乌克兰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泽连斯基报告称，乌方没有收到俄罗斯导弹袭击的预警，尽管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

乌克兰空军周三澄清说，虽然周二晚间10时40分左右，一枚俄罗斯导弹来袭前，乌方没有收到提前预警，但对于当晚随后发生的三波袭击，乌方确实收到了预警。这类情报共享与乌克兰使用星盾系统是两回事。

如果星盾的使用限制持续下去，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可能受到严重阻碍。从运送部队和物资的车辆，到向前线士兵运送食物和饮水的无人机，再到远程飞行打击俄军阵地的攻击无人机，乌军投入战场的几乎所有装备都要用到星盾终端。

乌克兰军方使用数以千计与星盾相连的终端。星盾是星链网络的一个版本，更难被黑客攻击或干扰。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说过，星盾由“美国政府运营”。

乌克兰国防部官员周三表示，SpaceX在没有事先发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限制了星盾在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100英里（约160公里）设备上的使用。一旦设备超过这一速度，终端就会断开连接。官员们说，国防部正在与美国政府、SpaceX和北约伙伴联系，以解决这个问题。

乌克兰士兵表示，相关限制已经干扰了作战任务。第八空中突击军军官亚历山大说，受影响的主要是重型轰炸无人机和固定翼无人机的作战行动。这些无人机用于打击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的后勤补给线和军事阵地。出于乌克兰军方规定，他只允许透露名字。

亚历山大表示，如果这些限制继续实施，俄罗斯将在几天内重新打通关键补给路线，并能更有效地保护包括舰船在内的昂贵装备，免遭乌克兰的袭击。

泽连斯基的军事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星盾还为乌克兰用于击落俄罗斯“见证者”攻击无人机的拦截无人机提供通信连接，特别是在应对俄罗斯如今大规模发射、飞行速度极快的喷气动力型号时。

“实际上，我们的伙伴正在通过这些行动剥夺我们保卫国家、抵御喷气动力‘见证者’无人机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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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周二表示，联邦调查局上个月捣毁了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广泛网络，这些人被指控帮助朝鲜政府获取远程信息技术工作岗位，从而为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

官员们表示，此次行动包括在得克萨斯州各地捣毁了40多个所谓“笔记本电脑农场”，并查获近200台计算机设备。这是美国当局迄今为止为阻断这一关键收入来源所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之一。近年来，这一收入来源帮助朝鲜规避了严厉的国际制裁，并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

另外，美国司法部周二在俄亥俄州解封了针对两名美国公民和10名驻华朝鲜人的起诉书，指控他们通过盗用身份信息，从不知情的美国雇主处骗取薪资。检察官表示，该计划从2019年持续到2025年，骗取了70家公司超过300万美元。另外两名被告的身份仍处于保密状态。

这些举措是美国在不断升级的行动中采取的最新手段，旨在试图切断来自朝鲜的隐秘且不断演变的数字威胁，这种威胁的规模尚不完全清楚，但可能非常庞大。拜登政府和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情报官员都曾表示，IT人员诈骗与窃取加密货币一样，是为平壤武器项目提供资金的主要方式。

“朝鲜正在部署数以千计受国家控制的IT人员，渗透美国及其盟国的企业，”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负责人布雷特·莱瑟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利用窃取的美国人身份和美国雇主的信任获得了这些工作，而每一份这样的工作都在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来源。”

莱瑟曼说，联邦调查局与总部位于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密切合作，查明并捣毁了这个网络。他还说，这些协调行动是联邦调查局新网络战略的早期范例，该战略于上个月公布，承诺与私营部门加强合作，以阻碍或挫败恶意活动的方式打击黑客。该战略是特朗普政府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旨在与美国企业更紧密地合作，通过网络攻击打击黑客，一些安全专家对此转变表示谨慎欢迎。

美国官员和网络安全分析师表示，朝鲜IT人员骗局是当今企业面临的最严重的持续性数字威胁之一，但其风险仍被低估。负责CrowdStrike反制对手行动的亚当·迈耶斯表示，朝鲜获取雇佣的骗局“在普遍性和复杂性方面都在不断增加”。

迈耶斯说，目前尚难以确定笔记本电脑农场在美国的普及程度，但他指出，CrowdStrike在整个9月份平均每天发现两起新案例——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两年多来，美国情报官员和网络安全研究人员一直警告称，朝鲜一直在利用窃取的美国人身份——通常是从暗网上泄露的隐私信息中获取（如社会安全号码）——以及人工智能工具，在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公司获得远程信息技术工作。专家表示，从小微初创企业到财富500强公司，各类企业都已成为受害者。

调查人员表示，这场欺诈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来自美国境内人员的协助，他们被朝鲜招募，帮助绕过企业用于检测欺诈性雇佣的安全措施。协助者通过在看似合法住所的地址接收并设置工作笔记本电脑，从而为欺诈行为提供便利，使企业人力资源团队误以为这些地址是合法住所。然后，朝鲜操作员使用软件远程登录这些笔记本电脑并在其上工作，向雇佣他们的公司冒充美国人。

对协助者来说，诱惑很简单：这些工作看似能轻松赚钱，而且至少在最初可能不需要他们做太多事情。“他们一开始有点上瘾，然后被要求做得更多，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陷得太深了，”迈耶斯说。

莱瑟曼说，得克萨斯州的扫荡行动中并没有逮捕任何协助者，但当局警告他们，如果继续协助远程欺诈，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他说，这一决定部分源于希望迅速采取行动瓦解该网络，而不是等待检察官提起指控。

莱瑟曼表示，这些笔记本电脑农场的运作模式往往就像一个朝鲜人的“迷你数据中心”， 一名协助者会托管数十台甚至数百台笔记本电脑，用于处理大量工作任务。去年一名女子在亚利桑那州被判处八年多监禁，她被控在其家中托管数十台笔记本电脑，帮助朝鲜人连接到300多家美国公司。

为逃避侦查，朝鲜IT工作者大军的战术在不断演变。官员们表示，这包括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智能来伪造简历、视频和照片，以及应对虚拟求职面试。莱瑟曼说，欺诈者还日益依赖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的分包商，以此进一步掩盖朝鲜的参与。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建议中，联邦调查局表示，朝鲜正在付钱给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同谋，让他们“执行日益多样化的身份和位置混淆任务”，其中包括出境、参加求职面试或会议、验证虚假身份、寄送包裹，甚至完成尿检或指纹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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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中共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组织的一次令人愉快的寺庙与工厂探访之旅，结尾却令人颇感不适。

与我一同前往北方省份山西的这群人主要是渴望粉丝和免费福利的外国网红，他们被要求在一条长横幅后排开，并对着镜头合唱：“Amazing China, Amazing Shanxi”（大美中国，大美山西）。

我拒绝配合，面带不悦地冷眼旁观。不过，回到省会太原的酒店房间后，我又觉得自己的态度或许过于生硬了：让一群外国人对着镜头按指令合唱对中国奇迹的赞歌，不过是个显而易见却也无害的宣传把戏而已。

况且说实话，我们参观的11世纪古刹——以及把我们送到那里的新建高速公路——确实相当惊人。

随后，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条来自北京一位老朋友的信息。他是一名律师，为人真诚得体，长相如明星般英俊，总让我想起宣传电影里那些“优秀党员干部”形象。我已有30多年没见过他，本计划第二天去拜访他。

遗憾的是，他在信息中说自己无法赴约了，因为国家安全官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我们的行程，直接找上了他的家门，命令他取消见面的计划。

一瞬间，中国带给我的不再是惊艳，而是惊恐。

我曾于1980至1981年间在中国学习古汉语，后于1987年至1991年担任驻华记者。在离开这个国家数十年后，我于去年9月返回中国执行为期六个月的报道任务。我惊叹于这里的巨变，和那些初次踏足这片土地的游客一样，我被中国的高铁网络、耀眼的现代都市以及对未来的热切拥抱所震撼。

然而，我这位老友发来的消息打碎了这份美好：

“草木皆兵，”他用这句中国成语提醒我，道出了如今安全机器的极度疑神疑鬼——这套机构自身同样经历了剧烈变化。它现在规模更大、侵入性更强；借助微信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它具备了对几乎所有人实施全天候监控的能力。

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卓越的，而西方媒体展现出的所谓“反华偏见“令中国官员极为恼火。所谓“反华偏见“，指的是那些着重渲染中国经济焦虑的报道—​​—尽管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放缓——以及任何与中国无可否认的成就和魅力相悖的内容。

在华停留期间，我一直在试图调和这种撕裂感：一方面，这个国家从未如此富裕，似乎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一种脆弱的安全感缺失，仿佛每一株草木背后都潜伏着未知的敌人。

在上海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在周末前往该市北部的虹口公园。那里聚集着许多中老年人，他们自发凑在一起演唱年轻时代的歌曲。他们最爱唱的是爱国歌曲——经常能看到其中有一位装扮成查理·卓别林的维吾尔族男子——但完全是出于自愿参与其中。

他们欢聚的热烈氛围与国家自豪感看起来完全出自真心。

然而，附近挂着的一块官方告示牌却为这种无忧无虑的氛围蒙上了阴影，牌子上警告道：“反间防谍，从我做起，”并附上了“举报间谍行为”的电话号码。

自习近平于2012年执政并开始收紧跨境信息流动、修筑防火长城以阻断国内民众访问众多外国网站以来，针对间谍行为的打击急剧升级。

国家的监控范围似乎辽阔无边，普通民众也相应地作出了调适——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待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态度。

习近平的身影无处不在，电视上、广告牌上、报纸和网站的头版上都有他。然而，在我停留中国期间私下接触的数百名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念出他的名字。甚至连外国人也往往避开提及，当想指代中国国家主席时，他们只是用手指指天花板。

我在行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避谈政治，只有一次例外：在访问山西偏远山区一处毛泽东时代示范公社大寨时，我遇到了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说实话！”他在赞美中国领导层、嘲弄美欧之余，对我大声嚷嚷道。

没有人公开发表政治异见，但对经济的不满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海南岛这样狂热的房地产热潮猝然停滞的地方。一位来自山东的退休老人倾尽毕生积蓄并举债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子，随后该房产贬值了三分之一以上。他告诉我，他那年轻得多的第二任妻子正以他背负重债为由威胁要与他离婚。

在上海一座纪念早期革命者的博物馆门外，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外地的党员和他的女儿。当时发生的大概是我遇到的最接近公开挑战当局的情况了。

当这位党员试图拍摄博物馆入口时，警察称该行为是被禁止的，并对他进行了推搡和斥责。他气得口吐飞沫，咒骂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时，他借用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回答道，党和官员“本该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往往忘了这点”。

他的女儿注意到了狭窄街道上密布的监控摄像头，急忙喝止他不要再说了。

从我在苏州河畔闪亮的新建高楼里的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内，我数出了30多个正对着行人的摄像头。地铁站内还设有安检，态度极其礼貌的安检员要求所有乘客将包袋放进扫描仪。在他们身后，摆放着一个塞满黑色警棍、头盔和其他防暴装备的器材柜。一则高端狗粮广告的旁边贴着一张宣传海报，要求警惕未指明的安全威胁。

对所谓间谍的高度警惕几十年来一直像咒语一样困扰着试图获取信息的外国记者，哪怕这些信息极其寻常。

1980年代我担任驻华记者时，邻国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正走向崩溃，对腐败和一党统治的不满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抗议。在流血镇压发生后，官方对事件的报道例行公事地指责外国记者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煽动“反革命暴乱”。两名美国记者因“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国家秘密”而被驱逐出境。

今年3月去世的《纽约时报》资深战地记者约翰·伯恩斯曾于1986年在骑行穿越中国腹地时被捕，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这些指控后来被撤销，他随后被驱逐出境。

我本人则因获取了标记为绝密的中共内部文件于1991年被驱逐出中国。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针对被控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中煽动“分裂主义”情绪——官方对文化自我意识的隐语——的团体进行的镇压。

在那个时代，跟踪记者的是一些神秘人员，手上拿着内藏相机的挎包。如今，监视者依然存在，只是换上了智能手机摄像头和智能眼镜。

在那座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大寨，我和一名摄影师全程被步行和乘车的一些面无表情的男子跟踪。在海南，一名男子从街头一直跟踪我们到阳光明媚的沙滩。在我们活动时，他假装在打电话，却始终将摄像头对准我们的方向。不过如今，绝大部分监控工作已交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完成，该系统会自动对涉及外国记者等潜在“麻烦制造者”的通讯发出预警。

微信及在中国使用的其他应用软件承诺保护隐私，大多数中国人也十分青睐其带来的便利。然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这些应用必须与中国当局共享用户数据。这使得针对个人的监控变得极为便利，在许多外国记者眼中，这种体验充满了数字反乌托邦色彩。

在迅速意识到通过微信进行的任何联络都可能将老朋友置于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后，我选择避免与他们联系。但有一位朋友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她是一名前高级官员的女儿，在海外生活多年后因公回国。

当我们在上海共进午餐时，我们叙旧回忆起了1980年代和共同的朋友，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如今都生活在海外。她对电视剧《繁花》赞不绝口。这部30集的精致剧集充满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90年代的怀旧情绪，那是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相对开放的时期，当时中共放松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严酷管制。

我们完全避开了过去谈话中常出现的政治小道消息。午餐的菜肴非常美味。

当我以学生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住在东部重工业中心济南，那是一座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的城市。当时，这座城市仍处于从1976年结束的十年政治动荡——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复苏的阶段。

当时的经济一片凋敝。大米、布匹甚至火柴都极度短缺，只有凭票才能购买。我就读的山东大学食堂只供应油乎乎的粥和馒头，稀饭里漂着几块不知是什么的肉。

《时代》周刊刚刚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盛赞他对“一个新中国的构想”。

邓小平明确表示党将牢牢掌握控制权，但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道路刻意保持着试探性。这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承，让我的大学校园里充满了关于如何实现“富强”中国这一终极目标的热烈讨论。

习近平继承了这一终极目标，却用教条式的确定性取代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倡议。全国上下被要求对习近平思想——他为“新时代”制定的蓝图——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诚“，不容置疑。

在我求学时代，山东大学校园是向社会开放的，如今这里跟中国的其他高校一样，校园被保安严密把守，四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校园附近有几座从我学生时代保留至今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由德国人建造的宏伟天主教堂，当年曾被改作仓库和厂房。后来，这座教堂经过大规模翻修，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动，但只有愿意登记并出示护照或身份证的基督徒才能参加。

我第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去济南时，花了整整一夜。现在只需要不到两小时。济南曾经的主要火车站是20世纪初德国人在市中心建造的一座宏伟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现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于郊区的一座超现代建筑。

我偶遇了一位老同学。记忆中，他曾是个颇为特立独行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经商，销售私人飞机。他怀念那个除了共产党的权威之外一切都还可以公开讨论的年代。

他说，不得不时时管住自己的嘴，虽然令人遗憾，但与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代价不算大。

在济南，我去拜谒了一个熟人的墓。学生时代，我经常去找他，因为他对中国那段如今已被压抑的历史有着切身的了解。我称他为“老温”，但他的真名是詹姆斯·温纳瑞斯。他曾是一名美国士兵，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选择留在俘虏他的人身边，后来被安排在济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美国间谍，失去了工厂的工作，被派去拉板车。他当时的中国妻子——他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迫于压力与他离了婚。

当我在1980年认识他时，他刚刚获得平反。他有了新妻子，并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新工作。为了避免再卷入麻烦，他在校园的公寓里贴满了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华国锋是毛泽东去世后接任的中共中央主席。

当我告诉他，华国锋像突然从我的教室里消失时，他大为惊恐——这是华国锋也已被清洗的明确信号。

“这一切真他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叹道。老温于2001年在济南去世。

他的儿子移居美国后，出资为他修建了一块大理石墓碑，墓地位于济南郊外一处宁静的新公墓。墓碑上的金色英文铭文写道，他并未离去，“只是消失了”。背面的中文铭文则称他是一位“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人”。

至于他生前遭遇的种种磨难，只字未提。

笼罩着中国诸多过去的沉默在天安门广场达到了令人胆寒的高潮。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当时军队大肆开枪，从抗议学生手中强行夺回了广场。

到1991年我离开北京时，天安门周围的道路都已重新铺设，抹去了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广场重新变回了公共空间，满是放风筝和带着孩子玩耍的民众。

如今，这座中国首都的核心公共广场不再是像莫斯科红场或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那样令人放松的去处，而变成了一个仅限预约的死寂之地。未经许可严禁放风筝。所有访客——主要是来自外省的国内游客——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

在今年1月前往游览之前，我和妻子必须提前通过微信提交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在三个配备了机场级安检设施的检查站排队等待了两个小时，出示护照和电子预约通知。

在最后一道检查关口，一名安检员盯上了我妻子携带的一支笔，坚称笔芯装有红墨水，而红墨水是被禁止带入的。她没有解释原因，但在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曾有人向面向广场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画像泼洒红色油漆。安检主管最终拿这支笔在纸上试写，确认墨水是褐色而非红色后，才放我们通行。

如今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感到困惑：一个自豪且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究竟为何会害怕一支装有红墨水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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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周，一波网络攻击席卷日本，造成严重混乱，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幸免。日本政府正在设法寻找加强网络防御的对策。

黑客篡改服务器、使地方政府网站陷入瘫痪，并获取了大量消费者数据。日本前数字大臣、执政党自民党网络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平将明周五宣称，日本处于“网络空间紧急状态”。

专家表示，攻击者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在瘫痪相关机构的运营后，可能试图勒索地方政府和企业索取巨额赎金，或出售窃取的信息。

横滨国立大学教授、系统安全专家吉冈克成表示：“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对社会至关重要的系统和服务中断或性能下降。”

网络安全软件公司TrendAI的一项研究发现，2026年前九个月，日本报告了600起网络攻击，超过2025年全年总数。

过去两周内，一所公立大学的服务器遭到攻击后不得不停课一周；一家汽车共享服务公司表示，超过100万份包含个人信息的文件遭到泄露，其中包括驾照上的大头照和家庭住址；软银旗下的一家云服务运营商遭到勒索软件攻击，波及近500家企业和地方政府，其中包括一家铁路运营商和一个警察总部。

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勒索软件攻击就已在近年造成严重问题，但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可能让发动这些攻击变得更加容易。

日本数字转型大臣古川俊治周五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网络攻击正波及“所有行业”。

为什么是日本？

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是全球许多机器人、汽车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国，长期以来它一直是黑客眼中的理想攻击目标。专家指出，尽管日本很早就开始采用新技术，但其网络安全基础设施仍然不够完善。

微软的一份报告发现，2026年，日本是亚洲遭受网络威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仅次于台湾。伦敦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021年对各国网络能力进行评估时，将日本列入三个等级中的最低一级。报告指出，日本军方过去一直避免采取进攻性的网络安全战略，部分原因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还大大提高了黑客的攻击效率。自动化系统现在可以全天候扫描全球网站，寻找安全漏洞。

技术专家、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政党的创始人安野贵博表示，过去日语曾是国际黑客发动攻击的一道障碍，但人工智能生成的翻译让网络钓鱼攻击更具迷惑性。

“直到最近——具体说大约五年前——日本似乎相对不受勒索软件攻击和类似威胁影响，”他在采访中说。“如果一个人日语说得不流利，无论是在电子邮件还是电话中，都很容易被察觉，因此网络钓鱼攻击的成功率并不高。”

公共事务咨询公司Makaira创始人、技术专家藤井宏一郎说，根据该机构初步分析，最近这波网络攻击不太可能是一次由国家支持、经过协调的地缘政治攻击行动。

他说：“日本之所以遭遇大量网络入侵，纯粹是因为其基础设施中的漏洞没有得到修补，让黑客能够获得最高的投入回报。”

目前尚不清楚黑客提出了哪些威胁，以及遭到攻击的企业如何回应他们的要求。日本警方上周表示，俄罗斯勒索软件组织“麒麟”在过去一年中对53家日本企业发动了攻击，一名嫌疑人已被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麒麟”是否参与了最近的部分网络攻击。

政府如何应对？

古川表示，政府已发布警报，并更新了处理人事信息的指南，包括删除不再需要的个人数据，并要求双重认证。

政府仍在调查攻击原因，包括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查明这些事件细节的进展缓慢，”他说。

一项新的网络防御法规于10月初生效，它允许日本警察和军方监控甚至禁用境外服务器和相关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该法律还强制企业必须报告网络安全遭入侵事件。

系统安全专家吉冈教授曾在新法制定过程中为政府提供建议。他呼吁开展国际合作，因为攻击背后的基础设施不太可能仅限于日本境内。

全球风险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驻墨尔本数字取证专家汉斯·范德海登说，虽然日本在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和投资。

范德海登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一些机构在修补安全漏洞、更换过时技术以及实施现代化安全控制措施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他说，与此同时，网络安全威胁仍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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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德国开设大量销售网点，使任何人前往最近的比亚迪门店买车，路上用时都不超过20分钟。其中国竞争对手之一小米在中国本土售出70万辆汽车后，将德国视为其欧洲扩张计划的基础。

德国是汽车的诞生地，也是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的故乡。如今，这里也已成为中国车企的首选市场，中国车的售价比欧洲车低得多。

“顾客不在乎它是中国车还是德国车，”德国汽车分析师、曾在保时捷等公司担任高管的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说。他说，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价格。

由于被关税挡在美国之外，中国汽车制造商专注于其他海外市场——欧洲正是主要目标。随着汽油价格飙升，人们对电动汽车的兴趣日益浓厚，低价中国汽车品牌正在吸引整个欧洲大陆的消费者。目前欧洲每售出10辆汽车中就有一辆是中国品牌，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一。

中国品牌正在迅速追赶大众等领先品牌。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增长了一倍多。另一家受欢迎的中国制造商奇瑞的销量增长更快。该公司的杰酷7是英国9月份最畅销的车型。这款车也被称为“Temu版路虎揽胜”，借用了中国廉价购物应用Temu的名字。小米在与德国八家经销商合作后，计划加入竞争。

然而，这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消费者越来越希望购买中国汽车。而政策制定者正试图阻止这股潮流。欧盟周五与北京达成一项协议，欧洲官员称，该协议可能使中国在未来四年向欧盟出口的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数量减半。

尽管具体实施细节尚不明确，但该协议或有助于缓解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困境。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车正威胁该行业，该行业贡献了欧盟约7%的经济产出。欧盟工业主管斯特凡纳·塞茹尔内警告说，该行业正处于“致命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将有多达22.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欧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采取更严厉措施，保护产业免受企业视为不公平竞争的影响。花旗研究董事总经理哈拉尔德·亨德里克塞说，如果放任不管，到2035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可能增加两倍，达到30%。

在与中国的较量中，欧洲面临一个难题：该地区如何在保护其产业的同时保持价格可负担？保护该行业的努力将伴随成本。

“保护主义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伯明翰大学工业政策专家、教授戴维·贝利说。“欧洲和英国汽车制造商可能获得一些喘息空间，但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价格和更少选择，尤其是在低端市场。”

例如，正在考虑的一项提案将把公共支出引向欧洲公司，优先使用该地区制造的电池电芯。但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的研究人员称，这样的规定可能使一辆电动汽车的价格提高2100欧元。

“这一切最终可能让谁蒙受损失？”布鲁盖尔副主管西蒙娜·塔利亚皮耶特拉问道。“我会说是中产阶级。他们需要买车，对吧？而此类条款带来的推高成本可能代价高昂，甚至可能使他们无法获得这项技术——鉴于当前的能源危机，这项技术对欧洲人至关重要。”

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试图抵消北京补贴的影响。但欧盟对混合动力汽车予以豁免，当时该车型在市场上仍仅占很小份额。中国制造商随即调整策略，增加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而这类车仅适用10%的关税。

此后，中国混合动力汽车涌入欧洲，占该类别总销量的五分之一以上，促使政策制定者考虑更广泛的贸易限制。根据追踪汽车行业的Dataforce的数据，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中国公司已获得插电式混合动力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

历史表明，限制这些中国汽车的供应可能会推高价格，而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可能使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获益。2013年，中国同意减少向欧洲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数量。作为回应，中国制造商提高了价格，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并可将这些利润用于投资研发和新工厂建设。

如今，中国主导着全球太阳能产业。

德国行业分析师马蒂亚斯·施密特说，中国公司着眼于长期，将这一时期视为迈向在欧洲本土生产汽车的“桥梁”。他提到零跑汽车与斯泰兰蒂斯的生产合作，以及比亚迪在匈牙利生产汽车的计划。

尽管新的贸易措施放缓了中国企业的扩张步伐，但它们仍认为欧洲市场蕴藏着巨大机遇。西班牙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公司在那里发现了强劲需求，抓住了当地人对电动车和混动车越来越感兴趣的机会。电动汽车的销量已追平燃油车，而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合计占据了欧洲市场三分之二以上的份额。

去年年底，西班牙约有600家销售中国品牌的经销商。根据马德里经销商协会Faconauto的预测，到2026年底，这一数字可能增长到1000家。在比亚迪和名爵带动下，中国品牌在西班牙的市场份额三年内增至五倍，达到约15%，名爵是标志性的英国汽车制造商，现为中国国有企业所有。

“这对西班牙人来说是好事，”Faconauto总裁玛尔塔·布拉斯克斯说。

她说，与欧洲同行相比，中国品牌在价格上保持了显著优势，但这一差距已从近年高达30%的折扣幅度有所收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2月估计，比亚迪电动汽车在欧洲的平均起售价在3万至4.5万欧元之间，而欧洲电动汽车的价格接近5万欧元。

在德国，尽管中国汽车品牌仍是较小的参与者，但它们增长迅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经销商网络扩展至多达300家。根据巴黎咨询公司Inovev的数据，中国汽车在德国的销量在2025年增长一倍多后，今年继续激增。

德国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在解释德国对中国汽车公司的重要性时引用了弗兰克·辛纳屈的歌词——在他们看来，“如果你能在那里成功，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